4.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第2/9页）

当时的情况下，帝国官员的所有奏章都不能插上翅膀飞过中书省这一级，直接摆在皇帝的案头。在宰相们看来，帝国官员的奏章是需要分门别类、区别对待的。哪些内容能够让皇帝过目，哪些内容不能让皇帝看见，这些并不取决于朱元璋本人的好恶，而是由中书省来决定，也就是由宰相来决定。

作为宰相来说，这是他最乐于享受的一项政治福利；可对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来说，这也是他权力空间内最不能容忍的一处软肋。通政使司的成立，显然是朱元璋破解权力困境所挥出的一记重拳。胡惟庸内心有了危机感，他意识到自己以后所迈出的每一步都会异常艰难，都处于皇帝的监控之下。

通政使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夺权的部门，夺的不是别人的权力，而是宰相的权力。制度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多年来形成的权力程序还在旧有的轨道上运行。帝国的权力系统中虽然出现了一个通政使司，但是宰相制度并没有马上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达中书省，由丞相胡惟庸做最后的决断。

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内容，最终还得依靠检校们收集的情报。检校在无形之中就成了皇帝安插在中书省的内线，除了监视中书省的权力大鳄们，还要替皇帝掌握朝臣们所上书的奏章内容，免得皇帝当这个冤大头。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候并没有在权力系统内担当更多的职责，不过是充当了一个权力偏房的角色，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仍然存在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

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的一次会议上，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说：“皇帝深居宫中，能够知晓万里之外的事，这主要是因为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自于中书省，大小事务都要先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才导致民情不通，以至于天下大乱。我要引以为鉴。”

在朱元璋看来，自己要随时掌握天下实情，随时掌握帝国官员的思想动态，就要撇开中书省。既然自己已经找到了治国安邦的密码，那么他就不会再做丝毫的动摇。

朱元璋下诏，诸司今后奏事不要再报经中书省，直接向他这个皇帝奏报。朱元璋这么做，有一个人坐不住了，这个人就是胡惟庸。此举对胡惟庸手中握着的相权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根基。在此之前，胡惟庸利用手中的相权排除异己，打击政敌，靠的就是旧制中“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一条款。

这项制度赋予了丞相极大的权力自由度，他可以任意扣压奏章，欺下瞒上。而那些六部长官就是想在皇帝面前告丞相的御状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无权与皇帝直接取得联系。如今颁布实施的新政打破了这一局面，六部官员可以绕过中书省，直接与皇帝接上头。这样一来，独相胡惟庸的危机感顿生，他的丞相权力正在被朱元璋一步一步架空。

胡惟庸的个人履历大致如下：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早年追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知县、吉安通判、太常少卿等职务。洪武三年（1371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4年）七月，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洪武八年（1376年），李善长在扩大权势的过程中受了一点儿小挫折，因为他作为左丞相，被汪广洋弹劾为傲慢和不忠。汪广洋是高邮（在今江苏）人，自1355年以来一直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奔波。他对他的对手李善长怀有嫉妒心理。

有案可查的是，朝臣们第一次对胡惟庸的攻击是在洪武九年（1377年）八月份。这时候，胡惟庸已经把他的那些利益盟友提拔到了高级职位上，并且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将他认为的反对者们赶出了帝国的权力要害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