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酷吏的伤害边界（第2/10页）

史书是这样评价张汤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

用现在的话来说，皇帝如果想要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善于揣度圣意的张汤就吩咐手下人多多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从轻处分的，张汤就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来达到为罪犯减刑的目的。也就是说张汤的脑袋是扛在皇帝的肩膀上的，他内心的利害计算，是建立在皇帝满不满意的基础上的。

在张汤的一手操办下，汉武帝时期恢复了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对那些应判刑的罪犯也是毫不留情，全部施以重典。

张汤的闪亮登场，使得文景盛世宽厚之风荡然无存，西汉也由此进入了酷吏的美好时代。

这时候的汉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也是为时代而生，他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来办案，一边又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经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他的意见作为重要的审判依据。在儒家经典里，为严刑酷法找依据。我们不得不感叹，张汤真是个司法天才。

从此张汤和他的那些同事们断案，言必《六经》，因此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为“春秋决狱”。真是难为张汤了，他一边要迎合皇帝的旨意，一边又要附会古人之义。迎合皇帝是为了不犯错误，附会古人是为自己行使合法伤害权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像张汤这样的酷吏，虽然知道挂着儒家的羊头来卖狗肉，但并不能说明他们真就是一群具有儒家意念的人。

张汤小时候，他的父亲任长安丞一职。有一次出门，留下张汤一个人在家。谁知道家里的老鼠多，把肉偷吃了。张父非常生气，就把张汤拎过来揍了一顿。张汤内心不服，就掘了老鼠洞，逮住老鼠，取出那块肉。然后自己搞了一个模拟法庭，将老鼠和那块肉丢在堂下，宣布罪状，拿出刑具。张父在旁边看着，张汤的一言一行完全不像一个孩子，就像一个有着多年断案经验的老狱吏，张父非常吃惊，于是就让张汤从一个书记员干起了胥吏这一行。

这一细节好似一出精彩的戏剧。仔细分析这则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张汤所受的教育只是“刀笔吏”的专业教育，他对儒家经典是陌生的。也就是说他掌握的只是断案的“技术”层面，而隔膜于一种终极性的观念和信仰。

像他这样的胥吏，“能力”完全是来自于“实践经验”。他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会用实用主义的立场来处理所有的事务。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在成功之前还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也善于编织官场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张汤得到了汉武帝刘彻的充分信任。

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汉武帝的这个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正所谓一流的奴才，三流的忠臣正是说的这号人。

这样一来，汉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理所当然地应该重用他，赋于他大权。张汤断案也不是逮着案子就死咬不放，他断案大多是有选择性的。比如遇上汉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汉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汉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地扩张己欲。

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的个人意志所引导。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仗着有汉武帝的宠信，常常干下一些越权的事情，权势远超丞相。他在朝堂上肆无忌惮地谈论国家大政，忽悠得汉武帝忘而废食迟迟不退朝。皇帝不退朝，害得其他大臣们也没办法准时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