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意志的莫扎特”（第4/8页）

和阿贝尔特为《莫扎特传》写的序一样，莱维茨基的文章出现在战争结束、政治极不稳定之时，也不是巧合。尽管这样的文章仅在一小群专业读者之间流传，但它如果发表于1933年之后，其计策、情感和学术手段也不会格格不入。

莫扎特：德国人还是奥地利 人？

在纳粹掌权后民族复兴的气候中，谈论任何文化和历史方面的重要人物，都必须把他们的德国爱国主义放在中心位置。因此，可以预见，由莱维茨基专门选出并进行仔细研究的书信将得以广泛流传，任何地方主打莫扎特作品时也都会加以强调。因此，几乎所有关于莫扎特的书写——无论在音乐厅还是歌剧院节目册中，在新闻报道还是音乐学刊物中——都回响着同样的情感，强调莫扎特明确宣扬的对祖国的爱。[69]

有大量冗长的重复性材料，本质上说的都是同样的民族主义莫扎特观，即“一战”以来的莫扎特文献已经坚实地建立起来的观念。与其察看这些材料，不如看看纳粹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用莫扎特的德国性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那要有用得多。一个早期的目标是破坏奥地利共和国的独立，为德国和奥地利最终的合并铺路。在这方面，莫扎特的遗产被用作攻击奥地利人的文化宣传武器。当时奥地利人依然认为莫扎特是他们自己的作曲家。萨尔茨堡音乐节因其当时正被犹太人的利益所主导，对纳粹来说格外麻烦，这在纳粹看来是对莫扎特德国精神的背叛。纳粹上台后，几乎立刻就开始破坏音乐节的生存状态。在另一件事上，当局甚至可能受到比利时警方举动的鼓舞而对萨尔茨堡展开攻击。纳粹的隔离主义文化政策严重限制雇佣外国人，比利时警方对此作出回应，在1933年5月禁止马尔默迪（Malmédy）和圣维特（St.Vith）上演《费加罗的婚礼》。这一措施间接承认了莫扎特是德国人。[70]

为反制奥地利的宣传，纳粹试图强化莫扎特是德国爱国者这一观念，不仅通过印刷品宣传，也通过改编他的音乐、组织特别的莫扎特音乐节来做到这一点。在这一时期，歌颂国家的情感压倒一切。在这种情感的鼓舞下，莱比锡的基斯特纳和西格尔出版社（Kistner&Siegel）于1933年5月出版了莫扎特的《德国颂》（Hymne an Deutschland）。我们不必补充说莫扎特的作品中根本没有这一标题的曲子。然而音乐却是可信的，其素材出自英雄戏剧《埃及王泰莫斯》（Thamos, König in Ägypten）的第一段合唱“太阳，你已落去”（Schon weichet dir, Sonne）。这部改编作品出自知名编辑马克斯·弗里兰德（Max Friedlaender）之手，手法上为了符合混声合唱、男声合唱或学校合唱的要求而有商业考虑。他把原曲的文本换成了瓦勒里安·托尔尼乌斯（Valerian Tornius）所作的爱国诗，开篇是“我们赞美您，德国！我们的家乡！”（Dich preisen wir, Deutschland！Heimat！）

《德国颂》无疑反映了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中音乐出版界的一股特殊潮流，当时的市场特别能容纳颂扬民族革命的作品。[71]在这一时期印行一首莫扎特创作的爱国颂歌，也可能是针对奥地利的宣传运动所激发的动作。此曲出版一个月后，奥地利查禁了纳粹党，德国人的反击则是不让德国艺术家参与即将到来的萨尔茨堡音乐节。[72]

负责改编莫扎特《德国颂》的是一位犹太血统的学者，这点显然有些讽刺。仅在几年前，弗里兰德就曾感激地从列奥·凯斯腾伯格（Leo Kestenberg）手中接下一项委约。凯斯腾伯格是普鲁士教育部的音乐顾问，极有影响力，后来他因为把施雷克尔、克伦佩勒、克莱伯和勋伯格带到了德国首都，成了纳粹的眼中钉。他请弗里兰德编撰一册德国民歌改编集，由魏玛共和国的一流作曲家们执笔，包括勋伯格和兴德米特。[73]毫无疑问，弗里兰德因为早先和身为纳粹圈子憎恶之人的凯斯腾伯格有这层关系，在几年后被剥夺了此曲改编者的名分，而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印行的乐谱上这一点也许也很重要。[74]不过，由《音乐时报》1933年6月号上刊载的《德国颂》广告来看，弗里兰德的种族身份和他早先的事业在这个时间点上并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