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红军实施转移（第6/26页）

不仅是何键等，早在1934年6月，陈诚曾针对红军可能的突围提出建议：“我军部署应仍以有力一部深入匪巢，诱导其它各路前进，以达合围之目的。另以一部准备匪如西窜随时均可截击。故拟（一）以我三、五两路军主力之罗（卓英）、樊（崧甫）、汤（恩伯）三纵队，会取石城，威胁瑞金，匪必东援伪都，而忽视西面。此时即令周（浑元）纵队乘机袭取兴国，诱导南路军北取雩都。（二）第六路军就现地停止集结主力，策应各方，待机前进。（三）兴国附近地势险恶，道路崎岖，匪化最深，仅以现有之周纵队兵力进取兴国似嫌单薄，故拟请增调九十九师归周指挥，以厚实力。”[469]单从战场形势看，陈的建议切中要害，应属高明。对此，蒋介石的反应同样出人意料，他不仅没有按陈诚所说在西线增加兵力，反而在红军行将开始转移时指示：“欲促进战局之从早结束，则东路应增加兵力，如能将第四与八十九两师由汤（恩伯）带领东移，则东路即可单独向长汀、瑞金进展，一面北路军占领宁都与薛（岳）路会合后，即可由宁都与东路军由长汀会占瑞金，可免石城与长汀线之兵力与时间也。”[470]难明蒋介石机心的陈诚回电表达出自己的疑惑：“为求歼匪于赣南计，我军重点应偏于西翼地区，使东路军不必急进，免迫匪西窜，如为减少部队调动之疲劳及免费时间计，汤纵队似可不必东调。”[471]陈诚的质疑，恰恰反证出蒋介石西兵东调的用心，即将红军往西线逼迫，其战略目的极有可能指向的是逼走而不是围歼红军。晏道刚回忆，在得知红军离开赣南的消息时，蒋介石曾表白：“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红军不论走那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迫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472]

“围剿”最后阶段蒋的真实态度，前引9月6日蒋日记表明其此时尚少对红军穷追猛打的腹案，倒是有一厢情愿的招安设想。蒋日记还显示，此时他对粤方和中共的接触已有掌握，10月17日，日记“注意”栏第一条就是：“粤陈联匪已成乎，应制止之。”[473]从语气上看，他对粤、共接触应早有了解，情报掌握尚称迅捷。不过，蒋所谓制止并无下文，倒是此前几天，10月14日，他还在催促粤方向北开动，要求其“进取于都，以为我封锁线前进部队之据点”。如果粤方果真向北开动，充当堵截红军西进的主力，蒋自然乐于见到，但衡诸宁、粤、共三方微妙关系，粤方出动概率几乎为零，而蒋也不会天真到对此真的寄予期待，所以对于粤方提出的索取津贴要求，他一改往常的慷慨态度，以“待其确实占领于都后照办”，将皮球踢了回去。[474]

蒋介石的所谓“放水”[475]举动，当年窥破奥妙者或已有人在。11月底，在政坛翻滚有年的何其巩上书蒋介石，提出：“赣匪之可虑，不在其窜逃，而在其守险负隅，旷日持久……赣匪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聚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这或许是何揣测蒋介石心态的一种进言。何并针对西南三省谈道：“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率重兵入川。”对何的上述看法，蒋批曰：“卓见甚是，当存参考。”[476]以此为基础，1934年底除旧迎新之际，蒋瞻前顾后，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477]这段话，和前述种种结合看，的确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