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燃烧的革命（第3/7页）

当时的政治课内容既讲马列主义又讲苏联的十月革命，也有一些政治工作常识，既有如何在连队中做好工作，也有如何做好党的群众工作方面的知识和课程。这次学校虽然不长，但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不仅使我真正学到或懂得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而且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20]

当然，像中央苏区党这样所谓在深山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力量，先天不足、后天难调的缺陷也客观存在。苏区教育文化落后，民众很难从理论上了解中共的思想体系，为保证党的力量发挥，又必须要求短期内达到一定的党员覆盖，因此对党员的质量很难提出更高的要求，出身贫寒、忠诚老实几乎是可以悬揭的高标准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虽然一再强调要把苏区党锻造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但在当时这未免有点不切实际。尤其1932年后，苏区超常发展党员，对中共组织严密度的冲击更大。1933年5月，苏区开展红五月征收党员运动，一个月内征收了两万多名党员。这些党员基本都是由各地列出指标，然后采取速成办法发展：“十五个县的报告所写明的，只有博生、赣县、瑞金部分的区和寻乌的澄江办了新党员训练班，瑞金部分的用开会的方式训练了一天。这就看到对新党员入党时给以基本训练的工作，是极少注意到的。”[21]更极端的还有：“博生田头区山头王支部质问群众‘你为什么不加入党，难道你是反动派么？’以至如石城坝口区某乡支部派了两个同志拿一本簿子一支铅笔在各村各屋填名字，口里喊着‘加入共产党’。”这样发展来的党员，对党的认识模糊，江西宜黄“大多数党员不明了党的组织，往往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分不清楚，如宜黄吴村区出席县党组织代表大会的代表是苏维埃介绍来的，并介绍非党员来充当县党代表大会做代表”。[22]同时，组织纪律也无法保证，江西会昌反映：“有支部连开会都召集不到来开。”[23]更荒唐的是，江西南广“有些党员不承认加入了党（头陂、城市、白沙、巴口、长桥，尤其是长桥区有半数不承认加入党）……一般的是不了解为什么加入党，党是什么（巴口有党员说加入党不打路条不作挑夫）”。[24]因此，一些党员遇到风吹草动，就可能出现问题，1933年初，国民党军进攻寻乌，其间全县653名党员中，反水的达72人。[25]

短时间内在狭小地区把党员数量发展到十多万人，上述问题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这是中共急于在苏区建构庞大组织网络必然付出的代价，有利则必有其弊。关键是，尽管有不少问题，大发展的结果，还是使中共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自身的影响力，而中共空前的组织力和严密度，虽有被稀释的现象，尚不足以遭到根本动摇。这主要是因为除党员外，中共更培养了一支高质量的干部队伍，事实上，中共当年所体现出的强大组织力，更多的还是依靠中低级干部这样一个可以有效上传下达的支撑力量得以实现。

干部是中共组织的坚强骨骼。与中共创建、发展过程中知识阶层所具领航者地位一样，赣南、闽西早期党组织中，地方上一般都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着核心作用。1928年12月，江西省委正式委员13人，其中知识分子占到8人，候补委员7人中知识分子占5人。[26]1929年8月，闽西苏区各县县委常委统计成分的共23人，其中知识分子14人，农民7人，工人2人，知识分子占60%。[27]何友良对早期东固苏区的研究显示，东固领导群体的20人中，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多达17人。[28]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投身革命多出于自身的理性选择，对主义、革命怀抱信仰，有强烈的献身精神，为中共实现对地方的控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1932年任泰宁溪口区区委书记的钟国楚回忆，他当时开展工作较好的重要原因是：“有当地干部，陈家源的支部书记陈国夫，从当时来看他是个知识分子，工作有办法，还有蒋坊一个知识分子，是团支部书记还是党支部书记，一时记不清。这两个同志……是我们工作中的左右手。”[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