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共较量中的地缘政治（第5/17页）

在蒋介石预定的这场戏中，衔命准备南下的陈铭枢是唱红脸拥蒋的绝对主角，不过，蒋介石不会想到，此前不久，陈铭枢正跟邓演达联系，“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占领东港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292]虽然邓演达被捕后，此事未再进行，但此时提出十九路军南下潮汕，不排除是陈铭枢为实现自己计划耸动蒋介石作出的决策。如果不是九一八事变终止了这一切，这场戏真不知该如何收场。

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是在国民党内部再一次发生严重分裂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相对中原大战前，这次分裂没有演变为宁粤双方的军事冲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终存在。冲突刺激了第三次“围剿”的迅速展开，并意外造成国民党军有利的形势，但也严重影响着蒋介石的“进剿”决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后立即选择保存实力。这其中的曲折变化，非常鲜明地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红军存在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民党内部的冲突：“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293]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进程与国民党内部的震荡离合密不可分，这事实上也是观察国共“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始终不能忽视的基点。

由于指挥者对自身优势的善加运用及战争决策中的天才表现，中共方面第三次反“围剿”涉险过关，结局堪称圆满，但也存在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反“围剿”期间，红军损伤“约六千人”，[294]这对于总数仅为三万人的红军来说显得大了一些，如果没有宁粤冲突的因素，红军独力打破“围剿”的难度应可想见。从第三次反“围剿”的经过可以看出，其成败常在一线之间，内线的根据地内的作战虽然有地利人和的优势，但在国民党军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压迫下，充分发挥的可能性已经受到相当制约，单纯依靠大胆、灵活的指挥其实也隐含着失手的巨大风险。所以，毛泽东后来说：“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295]这既是针对第三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内部整合加强，红军作战环境更为艰难而言，同时也应是大战之后的有感而发、经验之谈，论史者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苏区地域有限，资源不足，面对国民党军的压迫，可主动选择余地不大。国民党方面如利用其整体优势，对苏区采取封锁政策有一矢中的之效。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国民党方面从中共被俘人员口供中获悉：“匪区内除瑞金一县有少数货物买卖外，在他各县荒凉万分，若我中央能以此时一面给予政治上之宣传打击一面施坚壁清野封锁外物运入，则不出一年，不打自灭。”[296]这确非危言耸听。准备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已经针对红军这一弱点，指示派出的宣传人员：“调查敌人所需要的东西，如同盐的来源等。现在匪区都给我们包围了，如果过一两个月不许使他们和外面交通，那他就没有盐吃了。”[297]随着战争的进行，蒋这一想法不断强化，围困红军的设想在其日记中时常出现，虽然这其中不无拖延“剿共”的政治用心，但并不妨碍其在蒋思想中留下印迹。国民党、蒋介石所作的如上诸种转变和思考，为其第五次“围剿”期间实行对苏区的持久消耗战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