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形势与新任务（第2/4页）

1945年当时，王明正处于被痛打的落水狗地位，他的这些表态没有得到多少重视。撇开王明这段话自我表功的成分，可以看出，王明实际上道出了苏俄和共产国际新形势下调整中国革命政策的过程。

1932年9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2次全会上，王明发言提到了民族革命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但论者一般以为这还只是此前中共已经提出的下层统一战线的翻版。不过，到1933年1月，随着他先后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及《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及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的发表、发出，表明王明的思想确实已在发生不应忽略的变化。前一宣言表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以保卫国家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38]这一表态区别于此前中共“要兵不要官”的兵运政策，开始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后一指示信则明确提出：“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信中强调在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时应高度注意：

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团体中的一切不澈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39]

同月，王明发表《东三省情形与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一文，重复了指示信的基本内容，同时批评：“中国共产党底东三省组织，犯了许多策略上的错误。东三省组织不懂得和不善于实行反日的统一战线的策略。”[40]

1933年1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会议上，王明发表讲演，就苏维埃建设和军事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观点。对于中共正在面对的第五次“围剿”，王明强调，中共中央正在执行的军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

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41]

对于苏区的经济政策，王明肯定：“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专门关于合作社条例（譬如在中央苏区在这一个时期中就成立了五百个以上的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关于国家和私人的借贷条例；关于允许在苏区工商业投资条例；关于征求专门人材启事；关于工人监督生产和在苏维埃监督之下允许土地买卖的条例；以及关于禁止不断平分土地的指令。”[42]同时他批评：“许多党和苏维埃组织对于在中农当中的工作注意得不够，而且有时候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首先就是左倾幼稚的态度）。”[43]这些，或者是中共中央已经采取的，或者是王明希望中共中央做到的，其核心内容都体现着纠正此前过激方针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