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苏区的炼成（第4/4页）

中共中央到来后，随着大批具有相当文化水准人员的陆续进入，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空前发达。各种杂志、报纸纷纷创刊，反映着当时中共中央的态度，舆论批评的气氛尚较活跃，并由此给后人留下了更完整、全面认识中央苏区的珍贵史料。在肃反问题上，虽然肃反扩大化趋势仍不能克服，但富田事变前后的严重肃反错误已被纠正，党内的所谓“残酷斗争”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组织上的措施明显比此前谨慎，即使是被集中批判的对象罗明，也没有遭受肉体上的摧残。大批干部的到来也使监督体系和民主决策有了一定的发展。军队正规化建设正在加强，干部的使用更程序化，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体制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这些，代表着苏维埃政权军事、政治上不断发展的现实和趋势，中共中央作为工作的主持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应完全抹杀。所以，1944年六届七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指出：“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29]这一说法是中肯的。

当然，和毛泽东时代注重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在实践中艰辛探索从而迅速使苏区获得发展壮大相比，毛泽东逐渐淡出决策层后，中央苏区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毛泽东曾谈道：“在1927～1935年而特别是1931～1935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而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30]他所作的更具体解释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31]

出现这些问题，既有苏区本身的原因，也有中共中央指导的失误，既可看作探索中的失误，也不能忽视理论指导和实践上的欠缺。毕竟，经过国民党方面的数次破获和打击后，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十分年轻的领导群体，两位主要领导人秦邦宪、张闻天分别只有24岁、31岁。即使考虑到中共是一个年轻的政党，秦、张两人的年龄和经历仍然显得太过单薄，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完成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以他个人的政治沉浮作为苏区政策变化的时点，这应属客观的实事求是态度。事实上，面对当时民族危机和政治生存的复杂局势，中共党内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足为奇，而在克服这些问题的道路上，也凝聚着许许多多中共党人的心血。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明虽然远在数千里外的莫斯科，但他当时的动向仍值得特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