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第25/29页）

坚持原则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政策，却经常是美国最好的政策。在英国贵族和罗马元老手中，权力政治的技巧可以增加巧实力、弥补硬实力，但在美国草根群众当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会造成宪法危机、社会分裂和国民士气低落，由此导致的硬实力损害会远远超过巧实力的益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在接近零成本的情况下发动外交革命，使苏联陷入更恶劣的战略包围圈，完全解除了美国人在印度支那伤亡的危险，却仍然能通过武装南越军队保持跟美军直接干涉相同的战果。然而，总统秘密外交造成了国会的不信任。尼克松本人、总统的战争权力、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南越军队的武装都沦为宪法危机的牺牲品，西贡陷落的悲情只有依靠里根重振威尔逊主义和牛仔精神才得以治愈；出兵格林纳达和轰炸利比亚的外交利益微不足道，但对恢复美国国民的斗志和团结却是功不可没。里根作为知识分子和外交家是完全不称职的，但他体会美国民情的敏锐本能和理解人性的健全常识却是杰克逊总统以后的第一人，冷战在此人手中大功告成，一点也不偶然。

中美战略关系一开始就是针对共同威胁的马基雅维利政治，从不具备共同原则的基础。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不是建议成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这种战略关系不具备互信，也不需要互信：Actor存在于赤裸权力的寒风中，对自己和伙伴都不抱幻想；这种关系的唯一基础就是“坦率地求同存异”。也就是说：针对具体问题的临时性合作，随时准备化友为敌，应对分歧；既不指望双方根本价值观的冲突可以永久性调和，也不指望根本目标的冲突能够永久性推迟。随着共同威胁（苏联）的瓦解，权利政治早晚会露出本来面目。

中国与西方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自我脆弱时的反应。美国和西方外交官认为他们应该小心地避免挑衅，而中国的反应更倾向于放大藐视。西方外交官从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呼吁外交举措，把对手放置在“错误”的一面，在道义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并占领了柬埔寨以后，这基本上是美国给邓的意见。中国的战略家们更可能会增大他们的承诺以鼓起勇气和心理压力，反对对手的物质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是威慑力的形式。当中国的规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对手获得了不能接受的优势和战略趋势转向对己不利时，他们的反应是企图破坏敌人的信心，并让中国，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风。（《论中国》第十三章《“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刘仲敬译。）

如果将上文的印度支那问题修改为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或东海问题，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仍然存在。这时，西方世界和中国再次由合作者变为对手。如果基辛格的模式没错，我们就会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克制态度实际上会增加战争或冲突的危险，因为这必然会暴露自身的软弱，刺激中国根据权力政治原则更进一步。而中国的强硬或敌视态度反而是外交成功的证明，因为这说明中国已经发现自身的弱势，需要以此掩饰保守退缩的实际举措。这种外交合乎逻辑的典范只能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金门危机的处置，1996年危机重演了这一范式。

表面上，中国有一种德国式的外交选择，似乎可以再度启动陆权对海权的挑战。然而，这种相似性仅仅存在于地缘形势方面。21世纪初的中国跟20世纪初的德国一样，较为孤立，易受包围，但德国的产业、技术和军事跟英国处在同一数量级，在某些当时的尖端科技上领先英国，这一点清楚地体现于20世纪初的诺贝尔奖名单。事实上，中国外交之所以尚有可为，就是因为中国在数量级意义上不能构成美国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们有德国的弱点，却没有德国的优点，就不能合理地指望在德国失败的地方获得胜利。更重要的是：德国的失败挑战、苏联的失败挑战、旧欧洲权力政治的末路、威尔逊世界的整合、美国的秩序输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体系的结构和性质，罗马秩序不会重返雅典时代。迦太基曾经有胜利的机会，安条克曾经有挑战的机会，托勒密则两者都没有。吹笛手托勒密和克里奥佩特拉在罗马世界弘扬软实力的资源，只要十分之一就能挽救汉尼拔、重创弗拉米尼乌斯以及买通斯巴达和雅典的全体公民。然而一切为时太晚，他们的成就仅限于稍稍延缓罗马秩序展开的速度。人谋不如地缘，地缘不如天命，无论技术多么高明，春天收割、秋天播种都会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