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第20/29页）

只要不同行为主体在同一时间存在完善程度不同的法统，或法统与僭政并存，秩序“可预见性”的差异就会转化为国际体系中的安全落差。安全落差构成重要的外交资源，通常有利于法统最完善或最持久的一方。菲利普·奥古斯都对约翰王的优势主要源于约翰的弑亲罪、英格兰王国的宪法危机、英格兰王国与诺曼底公国的财政与司法管辖权冲突。在这些危机暴露前，约翰的父亲亨利曾经依靠同样的资源长期凌驾于法兰西王室之上。路易十四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单方面影响力主要建立在两国宫廷的合法性差距之上，甚至不列颠岛国的地缘优势都不足以抵偿。只要绝对君主制构成18世纪国际社会的标准形态，凡尔赛的模范宫廷就可以坐享外交红利。只有既正统又新教的君统才能解决英格兰-苏格兰王国的宪法危机，这正是奥兰治亲王和1688年革命的历史使命。《天主教排斥法案》《王位继承法案》和《1707年联合法案》奠定了全世界最稳固、最古老的法统，极大地增加了不列颠君主国面对欧洲大陆和全世界的安全落差。只有在安全落差的保护下，它才能居高临下地仲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立宪君主制构成了19世纪国际社会的标准形态，相应的外交红利也就转移到威斯敏斯特。

1680年，《塞特尔请愿书》充分体现了国内宪制和国际秩序如何联结于正统性：

在英格兰当前的紧急形势下，天主教继承人若能自愿逊位；其功在社稷，不亚于库尔提乌斯之于罗马。这两种情况的差别，不外乎当今环境较为缓和而已。吾国虽危，仍然无须流血牺牲。逐鹿问鼎，殊非易事；何如归卧林泉，苏我黎民？若是，则国本危而复定，兆民乱而复安。殿下高风亮节，炳勋千古；纵然万乘之尊，亦将相形见绌。

殿下一劳永逸地结束阴谋，让达摩克利斯之剑入鞘，解君国累卵之危，给国民费厄泼赖（fairplay）。何况，国王与御弟年龄相若。逊位就人事种种不测风云而言，尚非剑走偏锋、计出孤注。二圣的安全与荣耀、王国的和平与繁荣，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安宁，无不有赖于此。唯其如此，国王和国会才能精诚团结。君民一心，才能巩固盟国。联盟巩固，才能遏制法兰西势力的致命扩张。（The Character of a Popish Successour, and What England May Expect from Such a One Humbly Offer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Appointed to Meet at Oxford, on the One and Twentieth of March, 1680/1.）

大革命导致法兰西的正统性和延续性断裂，短命的僭政一再出现，结盟战略和外交导向随着宪制一起翻覆不定，严重损害了国家信用和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大革命导致制宪会议和国民公会单方面撕毁法兰西君主制承担的条约义务，在和平时期吞并小国，兼并邻国领地，对外邦臣民行使司法管辖权。1848年革命重演了武断权力的一幕，每一次法统中断都导致过去数十年积累的外交资源流失，大革命毁灭了处心积虑的波旁家族盟约和稳定全欧洲局势的法奥联盟。1830年革命毁灭了大有希望的法俄联盟，这个联盟本来可以预先阻止俾斯麦和第二帝国的出现。1848年革命毁灭了英法自由主义联盟和已经颇有成效的海外协调。1871年革命的共和主义与沙文主义为俾斯麦的东方三帝同盟提供了最佳的意识形态土壤，造成了数十年的英法海外竞争和欧洲孤立。“英国不介意交涉对手的宪制改变”，“英国只有永恒的利益”实际上表明了心照不宣的事实：英国对自身宪制的稳定性和承诺的可信度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同时非常清楚它的交涉对象没有同样的把握。英国政府只用它的海外利益下注，而欧洲各国政府必须用自己的生死存亡下注。维也纳会议和柏林会议的外交官完全清楚，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势力均衡只是大陆各国的相互节制，仲裁者的权力却不是它们任何一方所能节制的。19世纪初叶，俄罗斯帝国享有类似的优越地位，它的君统和宪制似乎同样安如磐石，因此能够对中欧行使超过其实力允许的权力：拯救者——沙皇的仲裁权并不是不像路易十四对查理二世、帕麦斯顿勋爵对全世界行使的权力。亚历山大二世和他的自由主义大臣结束了俄罗斯宪制的稳定期，此后造成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只有厘清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背景，才能理解俄罗斯保守派对改革的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