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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版本的昭昭天命体现于波尔克（James Knox Polk）的大美洲计划。美国将会兼并古巴、墨西哥和中美洲，从而使蓄奴州在合众国内占据压倒性优势，将南方政治传统变成美国政治传统，最终消弭分裂国家的危险争论。美国将延续华盛顿家族的也就是古典的爱国主义原则，将合众国变成亚加亚同盟、埃托利亚同盟和罗马－意大利同盟的现代版本。任何政治家都清楚：无论中间步骤多么复杂，一切权力终归源于国民有机体的习惯性忠诚。各州的权力属于各州国民，因此各州是强大的。联盟的权力属于各州政治家、外交家和掮客，因此联邦是软弱的。联邦的软弱有助于联邦的扩大，因为它不易威胁新邦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精英。联邦的扩大有助于联邦的软弱，因为过于复杂的多元博弈体系不容易形成阵线分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只能形成一大群边界模糊、翻云覆雨的机会主义派阀。只有旗帜鲜明的大党和目标明确的领袖才能越过同侪的牵制，直接诉诸国民的仲裁；只有高度同质化、共同价值观稳固的国民有机体才能维护大党和领袖。这样的可能性将会随着拉丁各州的增加而不断减少。

自由的西方替代寡头的南方，为新教徒的天命观开辟路径。这种天命论以选民的道德优势和特殊责任为基础，本质上蕴含着宗教战争的设定。每一个恺撒身上都有十个马略，每一个林肯身上都有十个克伦威尔。选民的共同体不仅有边界，而且边界比其他的共同体更难跨越；但他们负有普世的使命，以帝国主义为群众性信仰的自然归宿。清教徒的帝国主义格外理想主义，又格外残酷。罗马元老-哲人的帝国主义以优劣为基础，歧视和奴役是宽容和放任的必要条件；而以色列先知-战士的帝国主义以善恶为基础，公义和审判是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条件。美洲的罗马人只需要建立有德性公民的共同体，统治没有德性的外邦人；而美洲的以色列人必须用自己的血洗自己的罪，背起救世主义的十字架。只有一种力量能够跨越习俗和利益造成的德性差异，那就是如火如荼的信仰和牺牲。神学家林肯是洞悉人性的感情炼金师，深知奉献和融合的期望深藏在理性的内核中：只有在神意决断的电光火石之际，共同体才能诞生或重生；只有在鲜血代替墨水解释宪法的政治学奇点，边界条件才能重新设定。然而，僭越神权的凡人有祸了，创造历史的人注定要为他创造的历史献祭，正如名师要为他铸就的名剑殉身。

新教徒的天命战胜了罗马人的天命，因为美国自始就是救赎之国。信仰与自由体现于历史，就是一手持《圣经》、一手持枪的天路客。选民的共同体不是血缘和地缘概念，核心价值就是他们的核心利益。离开价值，根本无法界定什么是利益，什么不是利益。山巅之城是万国的引路人，救世的焦渴在选民的血液中流动：信徒活着不是为了研究福音书，而是为了活出基督；美国存在不是为了研究政治哲学，而是为了照亮世界。只要美国忠于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自由，引导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万军之主耶和华就不会抛弃他们；而只要美国抛弃了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自由，神的荣耀就会离开他们。林肯除了焦虑自己有没有站在上帝一边，其他什么都不焦虑。他对黑人政治德性的评价其实并不高于卡尔霍恩和道格拉斯，但他信任上帝的公义胜过信任人类的智慧。如果奴隶制是罪，美国人的血就是赎罪的价。只要认罪，任何罪人都不会遭到抛弃。在人不能，在神都能。如果畏惧赎罪的价超过畏惧耶和华，这种心中无神的智慧就像亚希多弗（Ahithophel）为押沙龙设计的锦囊妙计一样，将会毁灭自己和邦国。美国通过林肯选择了敬畏耶和华的智慧，也就赢回了解放或征服世界的使命或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