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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绅商市民的观点来看，正统贵族与僧人对游手好闲之徒的变态热爱，无非是以靡费国民公共产业来维持特殊利益集团。蔷薇战争（Wars of the Roses）让骄纵的正统贵族自相残杀，最后同归于尽，像立王者沃里克（Richard Neville）伯爵这样田连郡县、日以残羹养光棍闲汉千数的“乐善好施者”终于去了杰哈布[82]

之流该去的地方，像帕斯顿（Paston）家族这样克勤克俭的富农新绅士总算有出头之日了。不过最大的“乐善好施者”显然是救主基督的教诲本身，很少有人愿意自居或被认为是敌基督的党徒。时代所需要的显然是某种能把尊崇基督与敌视教会辨证地结合起来的学说，以享受该学说创始人的荣誉为毕生追求，因此，为了争取在火刑柱上做最后祷告的机会而牺牲一切的志士们确实也层出不穷。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比一切人类剧作家更天才的全能上帝改变了剧本，以地道马基雅维利主义手腕为教会消灭了无数“不从圣教者”的国王发现，为了一场根本不是自己首创的三角恋要求教会做同样的马基雅维利式回报时，教会居然表现出十足的正人君子整顿风俗的嘴脸。作为政界老手，国王不可能不明白，这种态度意味着在双方合作的利润由教会完全分享后，其罪名则留给世俗政权来独当了。封建欧洲的王公遭受这种待遇早已不是第一次，仗着基督的护佑，教士已经习惯于享受作为正义的化身审判同谋犯的乐趣。正如好色者格外热爱贞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沦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受害者后格外痛苦，圣公会就是这种痛苦的产物。与别派新教会炫耀其“殉教圣者的鲜血”种子不同，“屠杀圣者的蓝胡子”为情妇开创的国教会并不比内华达州的教会更适于文宣家施展高调，因而一开始就走上了“伊拉斯谟斯主义”“国家全能论”（Erastianism）的路径。无光荣历史者好言中庸，百无一用者好任文员，故“我英伦教会自始即从中道，乃其明智所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即全英宗教事务部长”。

王后安妮与国王亨利、诗人怀亚特（Thomas Wyatt）的三角恋葬送了沃尔西大主教的宝冠与莫尔（Thomas More）大法官的头颅。犹如波兰遭到的瓜分唤醒了波兰的民族认同，基督教正统教义的魔劫唤醒共产主义的精灵。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托马斯·阿奎那的劳动价值论都是绝对主义世纪的产儿，它们的驱动力正是文字的反面。被富强、荣耀、身后名望之类异教价值观折磨着的旧派基督徒君子的灵魂在哀鸣：“我的救主，为什么你又要抛弃我？”每当世道速变，社会共识破裂，传统信仰不足以搪塞人心，最缺乏应变能力的穷人被逐出共同体，这样的呼号就会重新响起，号称复古的人往往是维新者，呼唤未来的人怀恋的却是过去。

没有人会比篡位者和滥权者更热衷于维护法定程序的每一细节，最为专制的都铎王朝中最跋扈的君主借助奴性最强的国会，以最可尊敬的程序通过的教会法案、至尊法案、上诉法案、继承法案完全有资格成为法学家及国会史家耐心把玩的珍品。1529年改革国会的议员，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也难望其项背的积极性为王前驱，表现出尤其值得嘉许的忠顺。他们急不可耐地对国王的敌人作出比国王拟议的更为严厉的惩罚[83]。之后伊丽莎白朝的国会殷勤地通过决议：“任何一个英国陪审团都有权砍掉外国君主的头，只要‘我们敬爱的童贞天后’有此愿望。”这不过是尊重父王一朝的成例而已。

1529年国会议期长达七年，对于那些趋炎附势的“橡皮图章”而言是颇不寻常的。四大法案是教会与中世纪社会的死刑判决书，也是宫廷权贵瓜分公共资产的动员令。残酷无情的新时代开始了。国会向失去供养者的底层慷慨奉送严刑峻法，却不得不面对圈地逻辑由不动产、公产开始终不免进入商业领域的难堪前景。从权贵阶级的角度看，恩出自上，教会产业、公共土地与商业包卖权无多差异。自然，都铎英国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腐败贪婪名垂竹帛。因为封建初期根本不存在公共事务与公共开支的概念，而被前朝汲尽了资源的斯图亚特君主已经只能以无须成本—预算的圣徒精神自慰了。弗兰西斯·培根能在自承赃私的同时自居正人与贤哲，这就可以视为时风的镜子。伊丽莎白朝戏剧的夸张宏丽，也只能在这样一个以挥霍为关键词的宫廷社会雨露之下才会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