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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留给国会制度的主要遗产是增设六十二个自治市选区，目的仍不外乎增加王党议员的力量，但是操纵选举的成败并不取决于技术因素，而是取决于社会形势。都铎初年反对正统封建领主的绝对君主国－布尔乔亚联盟时代，士绅的国会必然是积极的保王党，无须操纵。自宗教改革分裂国民，失去教会和公共资产赡养的下层阶级繁殖出激进的众多不从国教者以后，官方操纵只会刺激国民感情，加速党派分化与激进化。伊丽莎白能做反天主教各派的共主就能保证其权威，即使她对冒犯君威者做个别打击也无妨。她的“选区政治几何学”规模大于前王而成效递减略近于无，直至19世纪国会改革再没有人复制，因而都铎末年选区制成了最长命的选区制，定格于都铎朝的不仅是国会选区，还有教区的牧师－乡绅－自耕农三元结构、巡回裁判所体系、枢密院仲裁。以后的政争滞留在上层，不曾扰乱社会的植物性神经系统，颇有助于减少马基雅维利主义，愈合党争创伤。

十、结语

在指引诸文明与诸民族盛衰的无形力量中，自由与组织、自治与他治的平衡与流变始终居于枢轴地位。为此创造的众多学说，大体可纳入两类：其一，判读自由为根植于人性核心、先于历史与文字而存在的原初法则，也是文明生长和生存的原始动力，只能变形而不能消灭。社会组织与政治制度的命运取决于顺应或压制其不能创造、不能控制的法则和力量。通常，自由制度是民族童稚及青春活力的标志；专制则是起源、路径各异的诸文明垂老衰竭的共同归宿；立宪政体大多是文明鼎盛之夏的产物，也是尽可能永葆青春延缓衰老的王道，然而只有极少数幸运儿才能及早至少是在为时太晚之前享受其利益。其二，认为自由是高度复杂的组织体系达成动态平衡的产物，这些组织只有成熟而文明的民族才能培植和运用，绝不可能存在于原始简陋的组织中，诸文明发育得越成熟完善，越有可能享受其美果。虽然确有某些民族出于制度或文化的缺陷，其培养复杂组织的潜力先天不足，像沙漠边缘的土地，注定很晚才能结出苦果甚至永远不可能结果。古今万国探讨政制与自由的史家，大多不能自外于以上两条路径。月旦两种理念的高下，不是笔者的意向所在或能力所及，而且二者也可能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反相成的。本文所要做的，就是粗略地展示一条（由于历史偶然性而比较完整的）线索，这条线索可以引向以下命题：历史脉络若不是大于或广于，至少也是部分地外在于人类设计的逻辑，如果不做系统地改造修正，是不可能纳入逻辑自洽的线性理论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