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人马基雅维利：史迹、史学与史观（第2/4页）

在自己的外交使命中，马基雅维利并不像斯宾诺莎和里奇说的那样：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佛罗伦萨爱国者，研究权术只是为了更好地保卫共和国的自由[46]。相反，有可靠证据表明他不仅深谙此道，“强大而谨慎的敌人忽然露出破绽，一定是故意设局引我们上钩[47]”；而且直到下野后仍乐此不疲，颇为自豪：“我从来不把我的信念说出来，也从来不信我自己说的话。如果我发现自己说了真话，就会用大量的假话将它淹没，让谁也找不着蛛丝马迹[48]。”用这种口气说话，不像是一个误入仕途的天真学者，为了正确目的勉强而无奈地使用他本心厌恶的工具，反而更像一个高手跃跃欲试地炫耀自己的出色演技，近乎为艺术而艺术。不计后果地迷恋技艺超群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显著特点，可以用来掩盖罪行的特长不限于优美的拉丁文。如果没有这种空气，当时诸名士的创作大概就不会存在了[49]。

1501年前后，马基雅维利的主要政治保护人皮埃罗·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当选为终生正义旗手[50]。这标志着佛罗伦萨已经从1498年萨沃纳罗拉倒台的旋涡中摆脱出来，开始进入一个（以佛罗伦萨标准而言）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从此，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行情看涨，开始获得在外交事务中独当一面的机会。在这个位置上，他自己就是意大利文艺时代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焦点之一，《君主论》无异于一部理想化的自传或回忆录[51]。1502年，他奉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训令，出使瓦伦蒂诺公爵恺撒·波契亚在切塞纳的行营。

这一使命的背景是：恺撒·波契亚在其生父亚历山大六世的扶植下，以罗马尼阿（Romagna）为基地建立了一个有强烈扩张迹象的新权力中心，其行为模式不遵守旧式规范，有可能危及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长期形成的四边形势力均衡外交。特别是：罗马教廷传统上是没有武装的，其广大的领地掌控在地方豪强之手，因而其资源并不能有效组织起来为教廷所用[52]。如果恺撒消灭了这些豪强，将自己的军事力量与罗马教廷的传统资源结合起来，将会给未来政局增添许多不确定因素。因而，受波契亚冲击波影响的各邦必须采取现代外交家称为风险管理的行动。这样的任务需要特使个人针对事态变化相机行事，自行承担确定母邦外交政策的责任。相形之下，马基雅维利两年前赴法兰西的使命就只是重申两国早已达成且实施了多年的同盟，不需要多少主动性和个人责任。鉴于马基雅维利这时出仕不过四年，位不过国务秘书，索德里尼对他才干的评价其实是相当高的。后来马基雅维利经常用嘲讽的口吻描写这位公仆，与其说代表了两人的真实关系，倒不如说出于文学修辞术的需要。

执政团（Signorh）要求特使对公爵表示友谊，但不得作出实质性的承诺，如果可能的话，附带收集一些情报。马基雅维利对恺撒·波契亚的智商和魄力的敬畏不下于对顶头上司索德里尼鼠目寸光的蔑视，对此行的结局早已了然。12月23日、26日的报告陈述了他对波契亚处决前罗马尼阿总督雷米罗·德·奥尔科（Remirro de Orco）事件的见证，日后，这些内容将在《君主论》第七章再现。

1512年，路易十二从意大利撤退。但意大利各邦的势力均衡并未因始作俑者的退出而恢复，反而为另一个外部干涉者——西班牙提供了机会。这对依赖法国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是最大的打击。拉维纳战役从各方面讲都是马基雅维利的致命伤，他心目中最值得信任的国民军不堪一击，美第奇家族凭借的客军却不负所望，他的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和个人命运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53]。下野、入狱、文穷而后工，似乎可以在精神领域挽回现实中的败局。但与他呼吸相通的意大利各邦已经不可能从他的智慧中获益了，因为它们的命运已经不再取决于本国的宪法体制是否优良、政治策略是否高明，而是取决于阿尔卑斯山外的各大国博弈。意大利这块实验田的地力已经耗尽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样，都是在黄昏时节才起飞的猫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