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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框架下，劳教的宪法意义是一目了然的。从根本上讲，这种制度是列宁主义政治－经济格式化的一部分。国务院的原始文本非常清楚，劳教的对象不是资产阶级刑法意义上的罪犯，而酷似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者和不适应社会者。他们无论安置在社会的哪一个角落，总是不能胜任和碍手碍脚。形式主义的司法无法为社会解除这样的累赘，强制劳动却可以。从计划经济的角度讲，全面控制劳动力的分配和控制物资分配同样必不可少。强制劳动是计划经济体系的必要补充，正如失业是资本主义的必要补充。这种制度很快变成了政治迫害的方便工具，但这并不是它最初的设计目的。列宁主义的逻辑本身就足以解释劳教问题，无须依靠本土性因素，但本土因素也并不是一点辅助作用都没有。在舆论绑架和道德熏陶方面，它有儒家的特征；在资源利用和权力规训方面，它也有法家的特性。再看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两部宪法：从内容上看，它们明显不符合西方的宪法定义，更像政治意图的宣言书，不具备任何可诉性和可审查性；从历史上看，它们也不是政策所出的源泉，而是政策想要实现的目标。然而，汉文的修辞仍然保留了某些模糊不清的“基本原则”意义。

我们如果遵循宪法在古典和中世纪的原始定义，就得承认，中国宪法没有什么本土性，它并不是两千年习俗和传统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百年来外来力量截断原有历史轨迹的结果。然而，在另一层意义上，宪法自身虽然没有本土性，中国人理解和对待宪法的方式却有本土性，或者更正确地说，具有秦政性：阴阳互用，内外有别。阴是实质，不可或缺的吏治国家；阳是缘饰，经常更换的德教神话。今天，本土性恰好继承了缘饰的历史位置。当代宪法学对此的态度，同样酷似儒生对阳儒阴法的态度。

波斯人信札的故事早已结束，秦人信札的故事不过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