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的异乡人安·兰德自由理念的非美渊源（第7/8页）

犹太人总是造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好材料，因为他们具备二者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他们不是“天然统治者”而是“天然局外人”，因此除个人奋斗以外没有别的“上进”渠道。他们没有明确的阶级地位，因此“上进”欲望没有具体的所指。在大多数时间的大多数社会中，大多数阶级的“上进”欲望都有具体的范围，总会有某个位置能让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犹太人和现代资产阶级却从来不知道“多少算够”“什么是应得”，他们的奋斗是永无止境的。他们即使有力量，也不能亲自实施统治，因此他们的政治欲望具有明确的防范性和消极性，只要求公平竞争的规则（他们经常不得不在不公平的情况下竞争）——不能允许权力胡作非为，但并不指望权力做什么好事。我们离这样的社会太近，太容易习以为常，所以不大能理解这种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有多么特殊和罕见。在东欧的社会环境中，犹太人和资本主义几乎是同义词。只有立宪民主党的主张符合他们的诉求，而这种支持并不能增加民众对该党的好感。这一点充分证明了该党在政治上的原则性。

从纳博科夫家族的角度看，斯托由宁学校就是英国绅士“大旅行”的替代品。经验重于书本，行万里路胜于读万卷书。接触穿过俄罗斯帝国的八面来风，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教育。可敬的纳博科夫议员和奥尔加小姐乐于向阿丽萨论证君主立宪制的优越性，这对他们只是热身活动。立宪民主党的圈子一向不高兴听别人说英国人的坏话，为英国人的政治制度辩护，能给他们造成一种愉快的幻觉。奥尔加后来说阿丽萨的辩论风格是激烈的，有点挑衅的味道，但她并不介意，因为充满激情的论证能给双方带来乐趣。显然，从纳博科夫式经验教育的角度看，正确不正确只是非常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收获在于学会怎样理解不同观点。不过，小理论家阿丽萨的想法大概不是这样。论证充满激情，本身就说明发言人把自己的正确性看得极重。奥尔加的哥哥弗拉基米尔也说，在他的家庭教师当中，平民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论点最热情、最执着，对观念播种抱有最大的期望。原因不难理解，知识和观念就是游士唯一的资本。只有在这个竞技场上，他们才有可能征服现实世界的占有者。

从阿丽萨（不是罗森鲍姆家族，他们主要在乎成功而不太在乎依靠哪一种门派成功）的角度看，理论知识是高人一等的知识。掌握理论知识，意味着超越非政治的局外人阶级跻身于统治者的神秘殿堂。纳博科夫父女喜欢顺手拿出身边的政府文件，支持自己的论点。这种做法已经造成了强烈的阶级暗示，虽然他们不一定能意识到，因为他们启用了对手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武器，迫使她加强练习自己能够掌握的唯一武器。“上进型”平民知识分子必定爱理论胜过爱经验，因为经验意味着他们应该停留在本阶级的习惯范围内。他们在更高的阶级圈子内没有任何经验，只有理论知识的优势才能抗衡“天然统治者”丰富的默示经验。不言而喻，阿丽萨拥护共和制。这种制度在理论上更为自洽，更为一贯。君主立宪制能适应和预防人类感情和认知的弱点，但这一点无法通过理论证明，只能凭借经验体会。

最重要的知识不可能有逻辑证明，感情和习惯保存了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筛选产生的最可能成功的路线。只有两种知识能教人理解，其一是实际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经验，其二是历史先例。不幸，当时的阿丽萨和后来的兰德从未具备这两者。她虽然来到犹太人的天堂——美国，却始终漂浮在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泡沫世界中，没有接触真正主流的美国社会。她热情追求的知识包罗万象，唯独不在意她大学时代的专业——历史。她的作品总有缺乏纵深的感觉，因为她似乎真的相信只要在辩论中胜利，就能真正胜利。如果某种制度成功，主要应该归功于当时的人民相信其基本原理的优越性。她万难接受人类之所以是哺乳动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哺乳类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历史路径已经使他们不再有选择不做哺乳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