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叁 第四章 剑指台湾（第9/10页）

翻译成现代文的话就是说，他丰臣秀吉原来是萨摩人，本名平秀吉，之所以改姓木下，是因为某天在织田信长出猎时，哥们儿躺卧树下，惊了圣驾，但信长见他骁勇有力能言善辩，非但没有怪罪，反而还收他给自己牵马，并以景取名，称之为“木下”。

堂堂国史居然能载此一派胡言，可见中国人对日本是多么的不了解了。

当然，有人会辩说《明史》是清朝时候编纂的，可即便如此，其所用大多史料都是明代典籍，尤其是外国史这种没甚太大利害冲突的东西，基本上可以比较客观地反应明清时候学者对该国的了解程度。

在别人把我们摸了个门清的时候，我们却仍是对对方一无所知。

这话我说了很多次，基本上是以每本两三遍的频率在那里重复着，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你的注意。或许有人可能不服，会反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在中日初会历经数千年之久后，难道中国方面，就不曾有过知日派吗？

唔……应该讲，也不是没有。

比如说一位叫徐光启的人。

徐光启，上海人，天主教徒。

此人在中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应该是在公元1607年时，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起翻译了据说是伟大程度仅次于《圣经》的著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为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进程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直至今日，直角、钝角、平行线等来自于《几何原本》的数学术语，仍在被你我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

不过我们这里要说的不是这个。

话说在村山舰队来袭之后，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的空气，就在此时，徐光启非常淡定地站了出来，表示你们这些二货，都在杞人忧天。

在他看来，日本如此大费周章又是琉球又是台湾的，目的无非一个，那就是“互市”，即通商。

所以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满足他们就是了。

当然，这肯定不能为绝大多数持禁海态度的官员所相容，于是也就说过拉倒了。

不过，若仅仅是看穿德川幕府的真实目的是同上要求，提出互市这一解决方案，那徐光启最多只能算睿智，还远不能说其知日，之所以称之为知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一部作品，叫《海防迂说》。

在《海防迂说》中，徐光启首先回顾了一下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些历史，并着重介绍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在作者看来，信长“为人雄伟，多智略”，胜过秀吉十倍，如果不是因为突然被明智光秀搞死在了本能寺，将来“必为我大患”；而秀吉，虽不如信长，却也是个人物，擅长“以威力智术驾驭人”；至于家康，虽没有像前两者那般费笔墨地写他，但徐光启也明确指出，尽管这人笑到了最后，等于是夺取了信长和秀吉的基业，可他却并不会对中国有什么野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通商赚钱，其“志在休息”。

不过，即便是德川家没甚野心，但作者也承认，对于天朝而言，日本确实是一个不得不防的危险存在。

那么该如何处理这个危险？在扯完战国历史后，徐光启便引出了第二个话题——防御日本的办法。

其实就四个字：通商互市。

他认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在这种大航海时代里绝对做不到互不相见，躲是肯定躲不掉的，还不如大大方方地开了国门，你来我往地互通有无。

其中的好处，还是四个字——靖，知，制，谋。

在徐光启看来，“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倭”。

此话堪称至理名言，不过因为过于简短难懂，故而作者在后文还做了一番详尽的说明。

具体讲来是这样的：首先，在明朝那会儿，中日两国之间如果搞公开贸易的话，很明显是日本那边的需求更大，因此中国就完全可以利用对方这种需求，制定出一套有利于自己但也不失公平的制度，你日本要想做生意，那就得按照规矩来，而一旦遵守了游戏规则，那自然也就相安无事打不起来了，此乃“靖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