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资产阶级世界（第12/14页）

这种态度表明了下列决心：只要下等阶层不自动脱离他们潜在的领导人，而且企图爬向中下阶层，就应开除他们。这也说明他们已具有相当信心。19世纪30年代的厂主已离我们很远了。他们那时如坐针毡，时刻担心爆发类似奴隶造反的乱子（见《革命的年代》，从引言到第十一章）。如今的工厂主认为共产主义正在某处潜伏着，一旦雇主任意雇工、任意开除工人的绝对权利受到限制，共产主义便会冒出来。因此他们在谈论共产主义时，指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他们的财产权和统治权将不具有绝对性，而一旦他们的财产权可以被合法地干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崩溃毁灭了。[35] 所以当社会革命的幽灵再次闯入信心十足的资本主义世界时，资本主义世界发出的恐惧、仇恨之声便更加歇斯底里。血洗巴黎公社（见第九章）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

4

资产阶级是主人阶级？没错。是统治阶级？这问题就复杂了。资产阶级显然不是像地主那样的统治阶级。旧式地主的地位给了他们权力，使他事实上对居住在他领地上的人行使有效的国家权力。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活动范围内的政权和行政权都不是属于他的，至少在其所拥有的建筑物以外的地方是如此（“我的家是我的城堡”）。只有在远离当局的地方，例如孤零零的矿区，或非常虚弱的国家，例如美国，资产阶级的主人们才能指挥政府当局的地方部队，或组织起平克顿私家军队，或把“治安义勇队”的武装集团纠集起来维持“秩序”，从而直接行使那样的政治权力。然而在本书所述的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正式取得政治控制权，或无须与旧时政治精英分享政治控制权的例子，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论其定义为何）既没有掌控也没行使政治权力，有也只限于次要或市一级的层次。

资产阶级确实行使的是霸权，资产阶级日益决定的是政策。资本主义作为发展经济的方法是无法替代的。这意味着这时期的自由资产阶级（这个阶级随地方不同而有些差别），其经济计划和机制计划都要利用资本主义去实现，资产阶级本身在国家当中所处的关键地位也要靠资本主义去巩固。甚至对社会主义者来说，通往无产阶级胜利的道路也要通过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1848年前，人们曾一度认为资本主义的过渡危机已经来临，而且是宣告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最后一次，至少在英格兰是如此，但人们到了19世纪50年代才渐渐明白：资本主义方兴未艾，成长的主要阶级才刚刚开始。它的主要堡垒英国，是不可动摇的，至于其他地方，社会革命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取决于（说来荒诞）资产阶级的前景如何，包括国内和国外资产阶级的前景，看它是否能使资本主义达到胜利的巅峰。唯有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将其自身推翻。马克思曾为英国征服印度和美国征服整个墨西哥而欢呼，称此时此举从历史观点看是进步的；墨西哥、印度的进步人士可分别因此与美国、英国的当局联合一致对付本国的传统主义者（见第七章）。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和印、墨进步人士认识到同样的世界形势。至于保守的、反资产阶级、反自由的政府统治者，不论是在维也纳、柏林或圣彼得堡，他们也承认（不管承认得如何勉强）舍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就是落后，结果就是衰败。他们的难题是如何在鼓励资本主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而来的资产阶级的同时，又可避免出现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权。单纯地拒绝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思想已不再可行了。唯一公开与它抗衡的是天主教会。天主教会自不量力，结果只有自我孤立。1864年的《谬误汇编》及梵蒂冈大公会议拒绝一切代表19世纪中期特权的东西，这种极端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已完全处于守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