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结果（第12/14页）

我们应该承认，欧洲许多国家——以及实际上欧洲大陆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左派，不论是革命或非革命的，在农民阶层中都还没有什么影响力，正如19世纪70年代，当俄国民粹主义者（见第九章）决定“到人民中去”时发现农民对他们的态度一样。只要左派还局限在城里，还是世俗主义者，与教会势不两立（见第十四章），对农村问题一无所知，因农村“落后”而对农村抱不屑一顾的态度，那么农民对他们就仍可能满腹狐疑，充满敌意。西班牙好斗的反基督无政府主义者和法国共和主义者确实取得了胜利，但他们是例外。不过在这个时期，农村的旧式暴动也很罕见，至少在欧洲是如此，这类旧式暴动多半是为拥戴教会、国王，反对不信上帝的城市自由派。甚至在西班牙，其第二次王室正统派战争（Carlist War，1872—1876）比起19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其广度已大为逊色，只限于巴斯克（Basque）人聚居的省份。不过，当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经济繁荣让位给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农业萧条时，我们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将农民阶层视为保守的政治成分了。

农村生活结构被新世界的力量撕碎了，但究竟碎到什么程度，站在20世纪末的我们是很难衡量出来的，因在本世纪下半叶，农村生活已经彻底改造，其变化之大超过农业问世以来的任何时期。回首过去，我们会觉得19世纪中期的农村男女在生活方式上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古色古香，或是变化十分缓慢，宛如蜗牛爬行。当然这只是错觉。至于变化的确切性质现在实难辨明，除非是对那些基本上属于新一类的农人，例如美国西部的殖民者，他们已有机器设备，已通过新发明的邮购目录从城里购买物品，能根据价格走向重新安排自己的农田和作物，也能进行一些投机。

然而农村毕竟有变化。农村中有了铁路，有了小学。小学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学校里教授全国通用的语言（对大多数农家子弟来说这是新的语言，是第二语言）。在学校教育、国家行政管理和全国政治的综合影响下，代表个人的称谓也变了。过去在诺曼底山区里，人们彼此之间或以绰号相称，或使用当地非正式姓氏。据报道，到了1875年，这些绰号、姓氏实际上已完全消失。这“完全是由于校长不允许在校学生使用除正式姓名以外的任何名字”。[28] 也许绰号和非正式姓氏并未完全绝迹，在教育落后、农民尚无阅读能力的地方，人们用当地语言进行私人交谈或非正式谈话时仍旧使用。农村中的教育水准参差不齐，而这种差距正是人们求变的巨大力量。因为，在教育落后靠口语传播的地方，除了少数因工作关系必须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外（这些人很少是务农的），一般人不识字、不懂国语、不知国家机制为何物根本无关紧要；然而在文化发达的社会里，文盲必定遭到蔑视，他们会强烈希望消除这种羞耻，至少希望他或她的孩子不必再忍受这种耻辱。1849年，当匈牙利革命领袖科苏特起兵举事之时，摩拉维亚（Moravia）的农民政治很自然地采取传说形式，宣称匈牙利这位领袖是“人民皇帝”约瑟夫二世的儿子，而约瑟夫二世又是古代国王斯瓦托普卢克（Svatopluk）的近亲。[29] 到了1875年，捷克的农村政治就没这么简单了，如果还有人希望“人民皇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的亲戚来拯救全国的话，他们在承认这点时可能会感到有点儿尴尬。抱有这种希望的人越来越局限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俄国便是其中之一。俄国的民粹派革命党人此刻正试图——未遂——以“人民国王”取代沙皇的口号来组织农民革命。这种举措甚至连中欧农民也觉得落伍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