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理性与社会（第8/8页）

但是，不论各社会结构和凝聚力的性质为何，新社会主义都无法避免人类历史演化的问题。事实上，社会演化仍然是人类学的核心。资产阶级社会由哪儿来，又将到哪儿去，这个问题对韦伯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两者所持的理由也相仿。因为韦伯、涂尔干和帕累托这三个不同程度的自由主义怀疑论者，都将全副精力贯注于新兴社会主义运动，并且想借着从更普遍的观点来描述社会演化，以反驳马克思，或者说是反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对马克思式的问题提出非马克思式的答案。这个现象在涂尔干身上最不明显，因为在法国，马克思除了为旧日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巴黎公社分子的革命学说提供略带红色的色彩以外，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在意大利，帕累托（在后人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数理经济学家）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但是认为它不会导致所有统治阶级的覆灭，只会使一批统治精英取代另一批精英分子。在德国，韦伯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因为他接手了非常多的马克思式的问题，并以不同于“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加以回答。

总而言之，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激励和决定社会主义发展的，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感，以及人们的认识，即有必要采取某种方法，以防止它崩溃或转变为各种不同的（无疑较不可取的）社会。它彻底改变社会科学了吗？或者甚至为其开拓者想要建筑的一般社会科学提供充分的基础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人或许持怀疑的态度。但是，另一个相关问题的答案却比较肯定。他们曾提出一种办法以避免他们所希望阻止或扭转的革命崩溃吗？

他们不曾。因为随着时序推进，革命和战争的同时到来已越来越迫近。我们接着就要探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