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第7/10页）

相反，属于雅各宾主义和一般激进主义，但并不特别属于工人阶级的政治鼓动方法——通过报纸和宣传手册等手段所进行的政治运动、公共集会和游行示威，必要时举行暴动和起义——被证明是既有效又灵活的。的确，当这类运动目标定得太高，或者把统治阶级吓得太过分时，它们就容易流于失败。在19世纪10年代那段歇斯底里的时代里，统治者倾向于调动武装部队来镇压任何重大的游行示威［例如1816年镇压伦敦斯帕广场（Spa Fields）的游行，或1819年曼彻斯特的“彼得卢”（Peterloo）大屠杀，当时有十名示威者被杀害，几百人受伤］。1838—1848年间，几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并未使“人民宪章”更接近于实现。不过，对一个正面较窄的战线而言，政治运动是有效果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运动，就不会有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令，不会有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当然，甚至也不会有针对工厂条件和工作时间所制定的有效立法。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组织软弱的工人阶级时，利用政治激进主义的鼓动方法可弥补其自身的弱点。19世纪30年代，英格兰北部的“工厂鼓动”（Factories Agitation）弥补了地方工会的弱点，恰似1834年后，因逐放“托尔普德尔殉难者”所引起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多少可拯救一下正在土崩瓦解的“总工会”免遭覆灭一样。

可是，雅各宾传统反过来又从新兴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紧密团结和忠诚中汲取了力量，吸收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性和群众性。无产阶级之所以紧密团结，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同样的处境上忍受贫穷，而且还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和许多人一起工作、一起协力，并互相依存。坚不可摧的团结，是他们的唯一武器，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展示其唯一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本——无与伦比的集体性。“不准破坏罢工”（或产生类似效果的话）是——而且一直是——他们道德法典中的第一戒律，破坏团结者［“工贼”（blackleg）一词便带有道德上的“黑色”之意］是他们群体中的犹大。一旦他们形成了哪怕是隐隐约约的政治意识，他们的游行示威就不再只是偶尔发作的“暴民”愤怒，它是没那么容易就可以平息下来的。他们是一支活跃的大军。在像谢菲尔德那样的城市里，一旦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变成地方政治中的主要问题（如19世纪40年代初期），一个强大稳定的无产阶级集团就会立即出现。到1847年底，在该市议会中已有八名宪章派代表，而1848年宪章运动的全国性失败，几乎没有对该城市的宪章运动产生任何影响，那里有一两万人为该年发生的巴黎革命高声欢呼。至1849年，宪章派几乎夺得了该市议会席位的半数。[24]

在工人阶级和雅各宾传统之下，有一种更古老的传统基础，使两者都得到加强，那就是暴动者或绝望者偶尔进行公开抗议的传统。直接行动或骚乱，捣毁机器、商店和富人房屋，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一般说来，这种骚乱反映了全面饥荒或人们在山穷水尽时的情绪，例如在受到机器威胁而衰落的手工业中，捣毁机器的浪潮几乎是定期席卷（1810—1811年和1826年，席卷英国纺织业，19世纪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中期，则侵袭欧洲大陆纺织工业）。有时，如在英格兰，骚乱是有组织的工人施加集体压力的一种公认形式，它并不代表对机器的敌视，如矿工、某些熟练的纺织工人或刀剪工人，他们结合了政治上的温和态度和有计划的恐怖行动，以对抗不属于工会的同僚。传统的抗争还反映了失业工人或饥民的不满。当革命走向成熟之时，由政治意识还不成熟的匹夫所发动的这类直接行动，可能会转变成一支决定性力量，特别是行动发生在首都或其他政治敏感地区更是如此。在1830和1848两年，就是这类运动在本来是无关大局的不满发泄那端，投下一枚巨大砝码，于是抗议遂变成了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