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土地（第10/10页）

农场雇工的情况在各个地方都明显恶化，尽管在最隔绝的落后地区，其情况没有一般现象来得糟。马铃薯这项不幸的发现，使得欧洲北部广大地区农村雇工的维生标准非常容易下降，而他们处境的实质性改善，以普鲁士为例，要等到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才略见曙光。自给自足的农民可能要好得多，虽然小自耕农在饥荒时期的处境，还是非常令人绝望。像法国那样的农业国家，比起其他国家来说，可能更少受到继拿破仑战争繁荣之后农业全面萧条的影响。的确，一个法国农民若将眼光越过海峡彼岸，把自己1788年的状况与1840年英国农场雇工的状况相比，几乎不会怀疑两者中究竟哪一个过得较好。[5] 在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注视着旧世界农民的美国农场主，则庆幸自己拥有不属于旧世界的好运。

[1] 据估计，19世纪30年代早期可雇佣的剩余劳力人数，在城市和工业发达的英国是总人口的1/6，在法国和德国是1/20，在奥地利和意大利是1/25，在西班牙是1/30，而在俄国则是1%。（L. V. A. de Villeneuve Bargemont, Economie Politique Chrétienne (1834),Vol. II, p. 3 ff.）

[2] 由于缺乏地区性工业的发展和一两种可供出口的作物产品（主要是谷物），大型领地和无地雇工遂应运而生。这样的环境很容易助长这类结构（在俄国，当时90%的出口商品谷物来自领地，只有10%来自自耕农地）。反之，在地区性工业发达的地方，已为附近城镇的粮食产品创造了日益增长、多种多样的市场，农民或小农场主便占有优势。因此，普鲁士解放农民的过程是剥削农奴，而波希米亚农民则从1848年后的解放中获得独立。（For Russia, Lyashchenko, op. cit., p. 360; for comparison between Prussia and Bohemia, W. Stark, Niedergang und Ende d. Landwirtsch. Grossbetriebs in d. Boehm. Laendern (Jb.f. Nat. Oek. 146, 1937, p. 434 ff).）

[3] 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实际上指导和操控意大利统一的社会阶层”，是强大的农村资产阶级，因其本身的土地取向而倾向于理论上的自由贸易，这使英国对意大利的统一具有好感，但也妨碍了意大利的工业化。（cf.G.Mori, La storia dell’industria italiana contemporanea (Annali dell’-In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II,1959,p.278—9); and the same author’s ‘Osservazioni sul libero-scambismo dei moderati nel Risorgimento’ (Rivista Storica del Socialismo, Ⅲ ,9, 1960).）

[4] 这些宗教土地，相当于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出于慈善或仪式目的捐给教会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