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雅典学园（第4/5页）

[4] 卡萨利讲道词的本文，可见于奥马利（John O’Malley）的《梵蒂冈图书馆与雅典学园：巴蒂斯塔·卡萨利一五○八年讲道文》（“The Vatican Library and the School of Athens：A Text of Battista Casali 1508”）一文，《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杂志》（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1977），第287页。

[5] 署名室四面墙上湿壁画的创作日期以及作画顺序，艺术史界争议颇大，鲜有共识。大部分艺评家认为最先画的是《圣礼的争辩》，《雅典学园》其次（或第三）。但温讷（Matthias Winner）主张，《雅典学园》才是四幅中最早画的一幅，参见《瓦萨里对梵蒂冈前三个拉斐尔房间的评断》（“Il giudizio di Vasari sulle prime tre Stanze di Raffaello in Vaticano”），收录于穆拉托雷（Giorgio Muratore）所编《梵蒂冈的拉斐尔》一书，第179～193页。肯佩尔（Bram Kempers）于《拉斐尔署名室里的国家象征》（“Staatssymbolick in Rafaels Stanza della Segnatura”）也持此观点，《交锋：意-荷研究评论》（Incontri：Rivista di Studi Italo-Nederlandesi，1986-7），第3～48页。但也有学者认为《雅典学园》最后完成，参见古尔德（Cecil Gould）《拉斐尔诸室的创作年代顺序：修正观点》（“The Chronology of Raphael’s Stanze：A Revision”），《美术报》（Gazette des Beaux-Arts），第117期，（November 1990），第171～181页。

[6] 由于毫无文献可依，布拉曼特是否参与《雅典学园》的构图，向来未有定论。二十世纪最顶尖的布拉曼特研究专家布鲁斯基（Amaldo Bruschi）认为，这种合作关系“不无可能”（《布拉曼特》，第196页）。但另一位学者，李伯曼（Ralph Lieberman），态度较保留。他认为瓦萨里提及的合作应从数个地方予以质疑，因为他将这面湿壁画的构图归功于布拉曼特，“似乎是基于圣彼得大教堂与该画之间的隐隐相似，而非确实知悉布拉曼特曾帮拉斐尔制作这面湿壁画”，参见《建筑背景》（“The Architectural Background”），收录于霍尔（Marcia B. Hall）所编《拉斐尔的〈雅典学园〉》（Raphael’s ‘School of Athens’），第71页。第一，李伯曼认为画中的建筑构图，可能既根据布拉曼特的圣彼得大教堂设计图，也得益于马克辛奇长方形廊柱大厅式教堂（Basilica of Maxentius），两者的影响不相上下。第二，画中的建筑构图实际上盖不出来，因此，以布拉曼特这么有经验的建筑师，若参与了构图，似乎不会设计出这样的建筑。李伯曼写道，“以他这个阶段的阅历，研究过十字形教堂的交叉甬道多年，若真设计了这面湿壁画的建筑，却设计出如我们今日所见这么一个叫人难以置信且不合理的甬道”，似乎不大可能（参见《建筑背景》（“The Architectural Background”），收录于霍尔（Marcia B. Hall）所编《拉斐尔的〈雅典学园〉》（Raphael’s ‘School of Athens’），第73页）。历来有多人试图重现《雅典学园》画中的建筑，例如，可参见曼德里（Emma Mandelli）《梵蒂冈诸室壁画中建筑“画”的真实性》（“’La realtà della architettura ‘picta’ negli affreschi delle Stanze Vaticane”），收录于史帕涅西（Gianfranco Spagnesi）、丰德利（Mario Fondelli）、曼德里合编的《拉斐尔，建筑“画”：感觉与真实》（Raffaello，l’architettura ‘picta’：Percezione e realtà，Rome：Monografica Editrice，1984），第155～179页。

[7] 龚布里希在其《拉斐尔的署名室与其象征手法之本质》一文，第98～99页，已指出这项借用。

[8] 米契尔（Charles Mitchell）所编的奥佩（A.P. Oppé）《拉斐尔》（Raphael，London：Elek Books，1970），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