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帝国的西征从联盟到国家（第7/18页）

实际上，正是内战的爆发促进了这场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19世纪的“市场革命”（market revolution）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美国从一个本质上地方性的、农村的、主要由农业支撑的社会转型为一个集中的、城市的、主要由工业支撑的社会。这一市场革命同样导致了国家发展焦点的转移，美国不再仅仅关注东部海港及海外地区，而是聚焦于美国西部边疆所提供的机遇，当然，还有加利福尼亚州的金矿区。传播这一领域一直以来都为美国人所看重，它的发展也体现并且助长了这种转型：首先，通过邮局及其递送的报纸，传播形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之后，正如电报的发明者所期望的那样，电报成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再之后，则是通过运送邮件和乘客的交通枢纽来实现。

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工业杂志。这既体现了新兴工业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也表明正在有一场传播革命将商业发展的信息传达给受众。这些杂志包括1857年在圣路易斯创办的《钢铁时代》、1863年改名为《钢铁》的《芝加哥商业杂志》、1855年创刊于纽约的《五金工人和美国制造商通告》（1863年改名为《铁时代》）。仅从这些标题上就可以看出，一个钢铁和工业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这一新时代与内战不期而遇，同时又在一些方面被内战所诠释。正如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说的，如果报纸（同时也包括这些商业杂志）代表着一个国家与自我的对话，那么铁路则带动了这些对话。报纸和铁路都削弱了地域的阻隔、强化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民族性的普遍意识。这种意识的凝聚既要依靠钢铁，也要依靠情感和意识形态。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美国铁路的发展开始于1827年，当时巴尔的摩的居民希望能够和纽约的经济霸权一较高低，同时也希望拥有另一种通向伊利运河的运输工具，于是便开始修建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巴尔的摩为此竭其所能召集社会各界名流参与开工仪式。当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最后一位在世签署者查尔斯·卡罗尔（Charles Carroll）亲自为这项工程破土动工。在那之后，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进度可谓缓慢而稳健。到了1853年，铁路已经向西修建了612公里，到达了弗吉尼亚州（之后的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河之滨的惠灵。不过，其他州在那时也纷纷开始修建铁路。1835年，根据巴尔的摩一份名为《奈尔斯每周纪事》的综合性商业杂志的报道，民众对铁路运输业带来的机遇满怀热情。铁路一旦建设完毕，乘客“天亮出发，天黑之前就可以”从坎伯兰到达俄亥俄河，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州也只需要24个小时。[14]毫无疑问，如此迅捷的交通会造就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那期《奈尔斯每周纪事》在报道巴尔的摩新兴的铁路事业时，同时还表达了对于西部扩张的兴趣，并描绘了那些乘坐轮船去往西部的乘客们到达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时的场面，“一副活跃的生活景象，无疑充满了生命力”。在这些到达者中，“有一些家庭带来了自己的马车、马匹、家具、黑奴等，无疑是准备去往内地，”报道里这样写道，“也有很多人换乘另一艘轮船，迎着日落的方向，向密西西比河上游驶去。”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出现了很多私人铁路公司，其中有些也会和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展开竞争。去往西部的美国人也不再选择轮船，而是越来越多地选择铁路。实际上，铁路成为美国的野心和扩张、平等和机遇的一个最重要的象征。

根据当时的说法，铁路系统已经无所不能，可以联通所有州的人。在1836年纽约的内部改进会议中，铁路被称为“穷人的路”，通过铁路建设，少数人的财富投资给了所有人的未来，无论他们是贫是富。[15]1844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说道，轮船和铁路“就像是巨大的巴士一样，每天穿梭在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之间，将他们牢牢绑在一张网上”。不过，铁路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让美国人更加熟悉自己的土地上拥有的无尽资源”。他认为，铁路把美国人连接在一起，从而“赋予时间新的速度，或者说，它将土地耕作、水源选择、矿藏挖掘的工作提速了五十年……”他总结道：“铁轨就是一根魔术棒，唤醒了土地和河流沉睡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