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言而喻的真理革命共和国的建立（第9/17页）

逐渐崛起的美国民族主义本身包含着一些相互强化的成分，例如公众普遍相信殖民地前线的军事效力，也对这样一种民兵志愿军系统十分信任。这一系统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英国1181年颁布的《武备条例》。该条例规定，所有体格健全的自由人都必须自筹经费，为保护公众而参与军事训练。虽然在欧洲，随着职业军队逐渐兴起，这种平民服役的观念已经显得十分陈腐，但在殖民地冲突的背景下，市民是社会抵御攻击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从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讲，这种方法都有其可取之处。另一种方法就是雇佣正规军，由各殖民地提供经费，但军队效忠于皇家总督。不过，当时的殖民者强烈反对1765年的《英兵驻宿法案》，因而要想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军队并不怎么可行。一个市民可以在危机时刻被改造成一名士兵，危机过后又可以迅速回到市民的角色，这样的方式不仅廉价，而且从殖民者的角度看来也更加安全。不过，也未必要让公民强制服役。为自身利益的自我防御也许确有必要，但一旦危险过去，武装反抗的需要也就随之消失了。正如宾夕法尼亚牧师约瑟夫·多德里奇（Joseph Doddridge）所回忆的，殖民地民兵志愿军的成员“在他们选择成为士兵的时候，就是士兵；当他们选择放下武器的时候，就变回了平民。这种军队服役行为是自愿的，当然也就谈不上报酬”[12]。

相反，这些民兵志愿军如果被征召进了新组建的大陆军，至少会得到一定工资，但这也不会立即将他们转变为统一的职业战斗力量。这样一种自愿的军事传统，加上近乎普遍被神话的英勇作风，都无法为殖民地的军队建制提供稳定的根基。实际上，殖民地从来没有成功组织起一支固定军队。大陆军和各州的民兵志愿军虽说是并肩作战，但有时候也令人无法理解地做不到这一点。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愤怒地指出，1780年在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战役中，民兵志愿军“刚一开火就撤退了，导致大陆军遭受到四面围攻，寡不敌众，只好不求胜利、但求自保”[13]。如果说民兵志愿军有时候并不可靠，那么，13个殖民地同心协力反抗英国政府这件事情，也并不是那么可靠。或者毋宁说，爆发的是13场本质上互不相关的革命，这些革命最终都沿着相似的轨迹，但却是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朝预期的终点进发，也带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

华盛顿之所以可以成为大陆军的将军和总指挥，与其说是因为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不如说是因为他是弗吉尼亚人。大陆军希望，让一个弗吉尼亚人掌管一支最初由新英格兰人组成的军队，能促进殖民地之间的团结。华盛顿本人是保守派，同时也是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这些特质无疑减轻了保守主义者对于激进运动的恐惧，选择华盛顿后来也证明是一个明智之举。华盛顿在1775年7月走马上任时，殖民者刚刚经历过美国独立战争中最为血腥——至少对于英军而言——的战役，发生在波士顿的布里德山邦克山战役（6月17日）。英国军队在邦克山战役中获得了相对的胜利，此后，对于美国人来说，战争局势则每况愈下。英国人很快攻陷了纽约，并一直占领到战争结束。实际上，在独立战争的过程中，英国军队成功夺取了所有主要的美国城镇，华盛顿打的败仗要比胜仗多，但殖民者最终还是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多亏华盛顿个人。华盛顿非常擅长平衡独立战争中各个群体的利益。不得不说，这件工作有时候也会让他难以将精力集中在战场上。

1776年年底，仅仅是战争的第二年，美军就迎来了转机。华盛顿在12月26日的特伦顿战役中成功指挥大陆军横渡了即将涨潮的德拉瓦河，取得胜利，殖民军的士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长。不过，华盛顿还是继续给大陆会议施压，要求提供更多的殖民地正规军。他强调“除非是在最紧迫的危急时刻，否则根本不应该依靠这些民兵志愿军，或指望他们提供援助”。实际上，他愤怒地说：“在这令人心神不宁的危机中，他们落后、迟钝的懒散面貌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担心：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走出家门。”这其实是华盛顿一以贯之的信念：他从不会相信一支志愿军能起到多大作用。实际上，他曾经指出，美国人轻信民兵志愿军不仅可以“组成小纵队在林间作战”，而且可以在其他方面无所不能。但在他看来，无论是民兵志愿军还是“没有经验的军队”，都不能“胜任真正的战争”[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