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第4/6页）

或许有人会以为，德国人出于军事、政治考虑应该会反对奥匈军力如此衰退，其实不然。毕竟匈牙利人是他们在维也纳的盟友，自一八六六年就受柏林指导，以力促维也纳采取亲德政策。这是一八六七年后奥地利面临的另一个显著难题：匈牙利人得到二元制安排，大部分得归功于德国的支持。德国首相俾斯麦担心普鲁士打赢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和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后奥法组成“复仇联盟”，于是在一八七〇年加大其对奥地利境内匈牙利人的支持。柏林和布达佩斯同意，哈布斯堡王朝若想推翻一八六六年的裁定，想以“天主教联盟”盟主身份重新进入德意志民族政治圈，决意削弱（新教）俾斯麦对德国辖下天主教地区的掌控，该王朝将反受其害。[7]匈牙利人需要德国支持折中方案（没有德国的支持，维也纳说不定早已动手教训布达佩斯），而俾斯麦给予该支持，是因为奥匈折中方案似乎有一石两鸟之效。它将该帝国一分为二，借此从内部牵制奥地利再起，但又确保奥匈帝国，至少帝国西半部，仍保有其德意志的特性和文化，从而使维也纳仍是德国盟邦。俾斯麦担心一八六六年战败而国力衰弱的奥地利走上反普鲁士路线，或受到奥地利境内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等斯拉夫民族泛斯拉夫激情的伤害而彻底支持布达佩斯，从而创造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二元政治。对奥地利不利，就是对德国有利（短期来说），在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后情势紧张的那些年，那是俾斯麦的最高准则。[8]

匈牙利人始终借由反对奥地利来表达其对德国的忠诚：匈牙利人有计划地反对奥匈外交部重拾“旧奥地利”政策（即独立政策），对奥、俄修好之事扯后腿。匈牙利人也竭力阻止奥地利人脱离一八八二年所创立的奥德意三国同盟。意大利人毫不掩饰其对奥地利南蒂罗尔（South Tyrol）、的里雅斯特（Trieste）、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觊觎，但凡是军事预算里含有为奥地利受威胁的土地构筑防御工事或派驻部队的经费，该预算都会遭匈牙利人否决。有位法国官员推断道，奥地利人被二元制困住，被外交部里为德国利益服务而非为奥地利利益服务的“普鲁士-马扎尔小集团”困住，动弹不得。[9]

一度大受吹捧的奥地利陆军，一九〇〇年后渐渐衰败。一八六六年时它是世上最庞大的陆军之一，一九一四年时已落入末段班，只有三十五万五千兵力，野战炮、炮弹、机枪（现代战争的新宠儿）少得可怜。这些令人泄气的数据，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取得超乎统计学上的意义。一八六六年遭逐出德意志区域和意大利后，奥匈帝国转而拥抱巴尔干强权（Balkanmacht）这个新角色，冀望借此重振声威。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把目光转向南边，打算开辟一条穿越塞尔维亚与马其顿直抵萨洛尼卡（Salonika）与爱琴海的奥地利走廊。重振雄风的奥匈帝国将承继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诸省，从地中海的新港口发散支配力和势力。为此，维也纳于一八七八年占领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九〇八年将其吞并，冒着与俄国、塞尔维亚开战的危险强行画出其势力范围。这时，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弗朗茨·约瑟夫一脸惊骇地看着自认比奥地利更名正言顺继承土耳其在欧洲之领土的塞尔维亚，把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先后赶出曾是奥斯曼帝国的省份，且横亘在通往萨洛尼卡之路上的科索沃、马其顿。外界认为维也纳会大举干预这些战争，以免贝尔格莱德利用土耳其人的溃败大幅扩张其势力；维也纳的确这么做了，但未成功。塞尔维亚人在马其顿恣意搜掠，肆无忌惮地穿过奥地利所治理的新帕扎尔区（Sanjak of Novipazar），以夺取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塔里（Scutari，阿尔巴尼亚语称斯库台/Shkodër）和都拉佐（Durazzo，阿尔巴尼亚语称都拉斯/Durrës）两港，其狂妄行径令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怒不可遏，于是下令动员五个军，以让塞尔维亚人心生恐惧，自行撤退。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匈牙利议会不肯为这一冒险行动提供资金，而充斥着亲塞尔维亚之斯拉夫人的奥地利议会，以长达一个月的冗长辩论瘫痪议事，也拒绝为此行动的拨款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