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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沃尔特·李普曼写道：

我们所被告知的索尔兹伯里的过错，在于报道河内战争的过程中，他使自己成为敌方政治宣传的工具。我们必须记住：所有敌方前线战时发布的信息都是政治宣传，而在我们的前线发布的信息是真实和正义的，是为了人道主义和和平所做的努力。在我们力量达到顶峰时，向如此具有自我欺骗性质的骗局屈服是必要的吗？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于1967年1月回到了美国，虽感疲惫但精神振奋。他躲避开旧金山机场上成群结队的摄影师和记者，从另一条路登上了回纽约的飞机。当天上午他乘坐的出租车就停靠在时报大楼外面了。他下了车，走过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大厅，走向开着门的电梯。他在电梯里见到的《纽约时报》的第一个人就是汉森·鲍德温。索尔兹伯里笑逐颜开地向鲍德温打招呼，鲍德温只是僵硬地点点头。

到了三层，索尔兹伯里走出电梯，进入新闻编辑部。即便是坐着三匹白马拉的车来，他的到来也不会比这更惹人注目了——报社的编辑们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纷纷走向前和他握手。他的报道已经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对他的报道的批评，这些批评与他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现在都被《纽约时报》抛到脑后了。尽管还需要历史学家来评价索尔兹伯里的报道对1967年美国反战和平运动的影响，然而人们对约翰逊政府的幻想日渐破灭，公众普遍对管理政府的人不信任和不抱幻想。《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认为，索尔兹伯里的报道应该得一枚普利策奖，因此他得到了提名。

然而，他没有得到1967年普利策的国际报道奖。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向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推荐他后，后者以6票反对、5票赞成否决了这个推荐意见，这个决定在全国多家编辑部遭到了广泛抗议，但于事无补。正如蒙大拿的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后来所承认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报道挑起了“家族血仇”式的争斗，或者如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一位前任主席所说，索尔兹伯里未能获得普利策奖的原因在于，他使“美国政府内外的鹰派丢了脸”，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的鹰派委员更为难堪。但在这个令人失望的公告做出后，索尔兹伯里亲口说，他根本不在意顾问委员会的否决票，能得到《纽约时报》编辑同事的信任票，他感到更为高兴。

在索尔兹伯里于1月的一天从北越回到新闻编辑部时，公告板上贴着一张克利夫顿·丹尼尔致全体人员的备忘录。上面写着：

传闻属实。

A.H.罗森塔尔被提拔为主编助理……

然而，没有公布的是，索尔兹伯里没有被踢到楼上，他仍然担任主编助理。罗森塔尔要承担作为丹尼尔副手的许多职责，索尔兹伯里只为丹尼尔承担特殊的报道：他得到了一个梦想的任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旅行、写作。首先他计划采访布尔什维克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这项任务将使他回到苏联几周。他要继续写他的书、文章、讲演稿。看起来，索尔兹伯里在海外的胜利巩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

所以，在索尔兹伯里回国后的第二天，他开始出席全国各地的一系列应邀作为嘉宾的演讲。在哥伦比亚大学拥挤的大礼堂里，他面前是密密麻麻的新闻系和其他系的学生。索尔兹伯里站立在前面，透过他结实的钢框架眼镜环视大厅的四周，等着听众静下来后发表他的演讲。在后排坐着一位索尔兹伯里认识的20岁的小伙子，一个留着长长的金发的学生。这头发长到盖住了他的耳朵，但索尔兹伯里知道这个小伙子不会把头发剪掉的。索尔兹伯里知道，在去年夏天这个小伙子曾在庞奇·苏兹贝格的办公室里为《纽约时报》当送稿生。苏兹贝格本人曾暗示他的头发太长，但这个小伙子仍然每天都留着盖过耳朵的长发来上班。这个小伙子就是索尔兹伯里的小儿子斯蒂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