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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布罗德的长篇批评，是在布罗德1966年8月退出《纽约时报》并加入《华盛顿邮报》前不久写的，该文不仅攻击了克劳德·西顿、牛栏和纽约的整个官僚机构，而且它还列举了威克分社低落的士气，这种状况是纽约压力造成的，是苏兹贝格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然而，在威克和苏兹贝格一起乘坐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时，威克亲自把布罗德的备忘录交到苏兹贝格的手中，苏兹贝格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威克有点漫不经心地提出了这个话题：“你是如何看待布罗德备忘录的，庞奇？”苏兹贝格疑惑地看看威克，他显然没有听说过布罗德备忘录，显而易见，丹尼尔或卡特利奇并没有把它传达给这位业主。威克笑着告诉苏兹贝格：“我碰巧带了一本。”他把它拿出来，交给了苏兹贝格。

这位业主看了一眼，他的兴趣无疑受到了触动：为什么丹尼尔或卡特利奇从来没对他提过，尽管这样做肯定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好像苏兹贝格可以更深刻地亲自看出华盛顿的士气的问题，但威克并不指望他会这么做。在1965年到1966年期间，威克的乐观主义处在低潮，在这一时期他老是因为管理分社问题而不断受到纽约编辑的批评。他们习惯的抱怨是：威克没有从华盛顿拿出足够多的头版独家报道，落后于纽约的罗森塔尔，威克的管理生涯似乎有些悬而未决。然而，有时看起来，汤姆·威克在华盛顿的胜任或不胜任问题对某种更深刻更复杂的事情来说真的是一个次要问题——仿佛他成了其他人对之喊叫的心理表演疗法的一个象征人物，是《纽约时报》的编辑能把他们的个人委屈和职业差别都集中其上的一个焦点。威克本身免不了这种有争议的事情，他是一个高个子、面色红润、身体健壮、雄心勃勃、精明、友好的南方人，他在华盛顿的出现曾在其他编辑中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他们在不经意之间就向他展示了更多的自己。威克是重大事件的产物，他的一生曾是靠对约翰·肯尼迪遇刺的报道，靠德赖富斯的去世而得到晋升的，后者带来了变化，因为在新闻编辑部里权力的平衡从赖斯顿转向卡特利奇，赖斯顿受到了提拔，以便把他的分社腾给他一手选拔的接班人威克，而赖斯顿主要去从事他在社论版的专栏，这是卡特利奇没有管辖权的地方。1964年，威克的任命对新业主庞奇·苏兹贝格来说是非常可接受的，因为苏兹贝格急于把赖斯顿留在《纽约时报》。但丹尼尔听说了威克被提拔的消息却很难高兴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丹尼尔被剥夺了在华盛顿挑选他主要下属的权力。在此后的两年里，丹尼尔极力把他对威克的批评限制在新闻报道上，但威克却能感觉到个人冷淡的暗流，并且可以理解。威克是赖斯顿的小伙子，是赖斯顿留恋徘徊的影响的残余。也许还有另一个因素使有阶层意识的克利夫顿·丹尼尔产生不小的恼怒：威克像丹尼尔一样来自北卡罗来纳，威克知道泽比伦在哪里。

索尔兹伯里和威克的争论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个人的。从1966年开始，索尔兹伯里越来越怀疑约翰逊政府对越南战争和美国国内问题的自以为是的乐观主义态度——华盛顿的政府机器似乎成了幻象的制造者。索尔兹伯里认为威克的分社疏忽了它进行探究和暴露真相的职责。这并不是说威克很天真；自从接手克罗克的专栏以来，威克的写作反映了首都对事态进展情况越来越大的关心，但索尔兹伯里更感兴趣的不是威克作为一个专栏作家的感觉，而是威克推动他的队伍进行更大胆的调查报道的能力。索尔兹伯里感觉到威克不能平等地对待这两种工作，不能既写好一个专栏又管理好分社，在这个点上A.M.罗森塔尔同意索尔兹伯里的看法，这是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能够取得一致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