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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科里的书《曼彻斯特事件》（The Manchester Affair）不会像曼彻斯特本人的书那样成为大畅销书，但科里会得到表示尊敬的评论，会赚些钱，会看到自己的书稿被装订在硬壳中间而感到职业上的满足。在完成手稿后，科里想，他已经使自己的体系摆脱了整个记者的噩梦，于是他回到了《纽约时报》，但一想到还要回费城分社干他过去的工作就闷闷不乐。他还发现他不再对报纸报道有热情了。他看起来像被惰性、混乱和冲突的价值观所烦恼。他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错了，他只是觉得他变得不同于过去。

他向西顿坦白了这种混乱的感觉，西顿非常关心。科里很快来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办公室，坐在这位主编桌子的对面，丹尼尔对他既感到麻烦又抱以同情。

“你喜欢在《纽约时报》做什么？”丹尼尔问，仿佛科里可以任意挑选他喜欢的工作。

“好的，”科里想了想说，“不做什么，真的。”

“什么意思？”丹尼尔问。

“是，”科里说，“我……我想回文字编辑组。”

丹尼尔奇怪地看了看他，于是便极力去与科里拉近关系，回忆了自己1954年在苏联执行任务期间不快的记者生活，这是他最后当驻外记者，然后他回了家，碰到了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想起自己作为莫斯科的一个40岁的单身汉的孤独，过度工作是多么疲劳，如何得了溃疡——丹尼尔怀疑科里是不是也有病了。没等科里回答，丹尼尔说他想让科里上13层，找一下《纽约时报》的戈尔茨坦医生。丹尼尔亲自拿起电话，安排了预约。科里感谢了丹尼尔，离开办公室乘电梯来到医疗部。戈尔茨坦医生在等着他，微笑着，宽慰科里说：“我想让你见见我们的赫斯医生。”

“谁？”科里问。

“他将和你谈话，”戈尔茨坦说，领着科里轻轻地走向另一个诊室，科里突然想到赫斯医生一定是《纽约时报》的心理医生。

“赫斯医生是个心理医生吗？”科里以怀疑的口气提高声音问，但戈尔茨坦医生似乎没有听到这个问题，他仅仅是温和地说：“赫斯医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的一些高层管理者都会看赫斯医生。”

看了赫斯医生后，约翰·科里明显恢复了正常的情绪。他回到了新闻编辑部，但他感觉到并不比以前好多少。他继续抵制回费城分社工作，最终被允许留在纽约，又一次当了编辑人员。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科里平静地在新闻编辑部工作，偶尔也写点小东西——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为《哈泼斯杂志》写的一个关于斯佩尔曼红衣主教的长篇特写。后来有一天，约翰·科里莫明其妙地不再犹豫不决了，就像过去他莫名其妙地犹豫不决起来一样——他突然想写些比他所认为的报纸所能容纳的更深刻更有情感的长篇大论。当科里签下了为《哈泼斯杂志》写作的合同后，开始认识到这可能是他一直寻求的挑战和变化。他下定决心，鼓足勇气，从《纽约时报》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