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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兹伯里对华盛顿也有明确的感觉。他曾在那里为合众社工作过，在1955年和1956年也曾在《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工作过，采访国务院。赖斯顿曾建议他留在华盛顿，但索尔兹伯里非常自主，不感兴趣。他认为，赖斯顿和他很快就会不和，所以在完成了他在华盛顿的夏季之行后他回到了纽约，开始执行特殊任务。卡特利奇曾为他提供了教育编辑的职位，索尔兹伯里认为太受限制了。1962年卡特利奇为他提供国内新闻部主任职位时，他接受了。

不久赖斯顿的人就感觉到了索尔兹伯里的出现，并且表示不满。他们不习惯这种书报审查，于是就向赖斯顿抱怨，赖斯顿进行了调解。但索尔兹伯里并不泄气。每隔几天，他会就某个新的政府计划或阴谋不停地给分社发更多的备忘录、打电话、做指示，如果分社没有拿出他认为应该有的报道，他便不满意。这多少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人进行检查，或者他们全盘接受了他人采访时的回答，或者还应该有比这“更多的东西”。分社的一些成员对索尔兹伯里的怀疑倾向感到惊讶，他们把这归咎于他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待了几年。分社的其他人怨恨索尔兹伯里把他们同《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在华盛顿的某些记者进行不利的比较。他们说，他喜欢的《先驱论坛报》上的生动的报道，仅仅意味着一家垂死的报纸为了引人注意而做的最后挣扎。他们惊奇，他居然决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1962年4月在政府同钢铁工业对立期间时，肯尼迪总统不文明的评论。赖斯顿的副手华莱士·卡罗尔，在他的报道中写道，肯尼迪总统对钢铁业人士全面提高价格的决定很气愤，对他们颇有微词。但卡罗尔没有直接引用后来在他的报道中出现的肯尼迪的原话（“我的父亲一直对我说，所有商人都是狗娘养的，但我今天才相信这一点！”）；正是索尔兹伯里感觉出这些话出自总统之口，他从他信任的线人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于是索尔兹伯里给卡罗尔打电话，要求他写上一段把这句话包括在内的插入语。卡罗尔表示反对，说他没有听到总统使用这样的语言。索尔兹伯里坚持自己的意见，卡罗尔反驳说：“见鬼去吧，你自己写吧！”

假如赖斯顿此时不是忙于写作他的专栏和管理他的分社，靠威克和巴克尔、马克斯·弗朗克和安东尼·刘易斯这样的年轻人来巩固他的未来的话，假如赖斯顿的时间和兴趣不是放在关注全国、世界以及他自己的家庭——他总是看不够他的三个儿子——的话，赖斯顿就能全力以赴地同纽约的编辑们斗争。然而，赖斯顿有比这更大的抱负。索尔兹伯里的入侵是令人讨厌的，但赖斯顿承认索尔兹伯里是一个优秀的报人，即使他的方式经常是错的，但他的本能却经常是对的。如果事情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赖斯顿总能直接去找业主。实际上德赖富斯最近已经研究了在将来某一天让赖斯顿来纽约当《纽约时报》“编辑主任”的可能性，尽管这个头衔现在还不存在，但根据德赖富斯模糊的说法，它似乎会使赖斯顿拥有比主编更大的权力。然而，赖斯顿表明，他宁愿生活在华盛顿，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想放弃他的专栏。因为专栏既是赖斯顿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在这个组织里的特殊的权力基础。由于这个专栏，以及他用这个专栏做的事情，赖斯顿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人物，总统们的心腹。如果他离开《纽约时报》的话，其他报社社长只要可能也会雇用他的。如果他放弃了专栏，他就在世界的领袖那里没有什么分量了，很快他在报社的地位就会不如以前了——他会更多地依赖于他在《纽约时报》的头衔，更少地靠自己的名气，这样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