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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金记得1949年他在华盛顿分社的一次经历，这次经历是如此的可怕，最终演变成了闹剧。这一年是以大量失业为标志的全国经济衰退时期，拉斯金从联邦安全局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杜鲁门总统正准备向国会提交一份特殊的国情咨文，迫切要求联邦政府拨款帮助各州和城市，实施自大萧条时期公共事业振兴署成立以来，第一次处理应急事务的劳动救济方案。拉斯金怀疑能否指望克罗克那里出人帮忙査清这个线索，便自己用电话进行调查。他在纽约最终得到了足够的事实来写报道。这篇报道占了《纽约时报》的一版。报纸传到华盛顿时，在克罗克的分社里出现了暴怒。克罗克的副手路德·休斯顿，很快派记者去证明拉斯金的报道是一个骗局。休斯顿甚至竭尽全力让《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安东尼·莱维罗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否定的口气向杜鲁门总统提问，想引诱出否定的回答，他的确成功了。接着休斯顿给纽约发出一封愤怒的信件，列举了华盛顿的一些高级官员的名单——他们都曾告诉分社，拉斯金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这封信在结束时强烈重申了它的主题：从纽约的时报广场[注：时报广场（Times Square），纽约商业中心，位于百老汇大道与第七大道会合处，名称源于《纽约时报》早期在此设立的总部大楼。该地又被称为“时代广场”，是据英文名直译所得。]来采访华盛顿必定导致灾难，纽约何时会吸取它的教训？幸运的是，在休斯顿的信到达纽约的当天，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劳动救济的国情咨文，其中的一切均符合拉斯金的预见。

但詹姆斯·赖斯顿决不会宽恕这种小事，他也不会允许他的分社采取这种目中无人的傲慢行动，这必定会或迟或早地自食其果。赖斯顿把他本人和他的职员训练成团队型员工。他的管理艺术，是不能仅仅靠通常的一意孤行来衡量的。更有趣的是，赖斯顿的方式，正如他所表现的，似乎只是为了《纽约时报》更大的荣誉而设计的。赖斯顿毕竟是一个教堂建设者，不是一个砸石工，纽约的任何编辑公开向赖斯顿的动机进行挑战，都会是厚颜无耻的。他们可以生他的气，当他阻止拉斯金来华盛顿做钢铁工人罢工的报道时就是这样，但他们抓不住赖斯顿的傲慢、自私或专权的把柄——他也许沉溺于这样的事情，但他们无法抓住他。他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有高尚的目的和健全的原则。在让A.H.拉斯金远离罢工报道时，赖斯顿并没有剥夺《纽约时报》读者将要知道的新闻报道。赖斯顿用他自己的劳工记者来从事报道。

赖斯顿的整个立场似乎是和《纽约时报》缠绕在一起的，他的理想主义和性格与苏兹贝格夫妇赞同的观念是一致的，怀疑赖斯顿也就是怀疑《纽约时报》本身。如果赖斯顿插手了总部的某种复杂的事情——这种事不时地会发生，特别是在60年代的震荡时期，他的参与也会是出于一种非常道德的立场，以致纽约的任何编辑把这种事叫作“办公室政治”几乎都算是叛逆。因为他们都知道，赖斯顿或许已经事先和业主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或（在苏兹贝格1961年因为健康原因退休后）和奥维尔·德赖富斯一起厘清了他的行动步骤。在20世纪50年代，赖斯顿和德赖富斯成了亲密的朋友，赖斯顿到纽约时，经常停留在德赖富斯的家里，充当这位新业主的知己和顾问。在他的讲演和作品中，他大肆赞美这家报纸和拥有这家报纸的家族，当1963年工人袭击《纽约时报》时，赖斯顿以义愤填膺的悲痛之情谴责劳工领袖：“袭击《纽约时报》就像是袭击一位老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