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第4/22页）

几场浩劫性的冒进，一般以为，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毛泽东本人。他的政策，在中共中央内部往往只得到勉强地接受，有时甚至面对公开坦率的反对——“大跃进”中便可见最显著的例子。他对付这些反对意见的手段，就是掀起“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本质，才能对这些事件做进一步的认识；而毛泽东本人，就是党最佳的代言人。它是一场“后十月革命”的运动，是通过列宁才接触了马克思，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是经过斯大林的“马列主义”才知道了马克思。毛泽东本人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看来几乎全部袭自斯大林派所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年）［History of the CPSU（b）：Short Course of1939］。直到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毛泽东始终未曾跨出国门，其理念知识的形成，全是植根于中国本土。但是即使是这种理念，也有与马克思主义接近之处，因为所有的社会革命梦想，都有其共通之处，而毛泽东呢——毫无疑问具有十分诚意——正好抓住了马列主义中几点符合他见解的地方，用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然而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众人异口同声，意见完全一致的社会，“个人全面自我牺牲，全面投入社会集体，最终将止于至善……一种集体主义的神秘思想”，事实上正好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至少在理论及终极目标上，后者的主张，乃是个人全面的解放与自我的完成（Schwartz，1966）。中共以为，一个人可以经由改造，产生精神的变革力量。这种强调心灵变化能力的看法，虽然是先后得自列宁和斯大林两人对意识知觉与自由意志力量的信仰，可是未免发挥得过火了。尽管列宁对政治行动决心的作用深信不疑，可是他却从不曾忘却现实——他怎么能？——他知道行动的效力，受到现实状况的局限；甚至连斯大林，也清楚其权力的行使有其限制。然而，若非深信“主观意志”的力量无限，若不是以为只要愿意，人定可以移山胜天，“大跃进”这种过火行为，根本难以想象，又怎么可能发生？专家可以告诉你，什么事办得到，什么事办不到；可是只要有了革命狂热，却可以克服一切物质障碍，意志力能够转变外物。因此“红”的意义，并不在其比“专”重要，而在它指出了另一条路。1958年间，中国各地同时掀起一阵热情高潮，这股热情，将使中国“立即”工业化，一跳跃过好几个年代，进入未来。而在未来，共产主义必将“立即”全面实现。于是无数劣等的自家后院高炉，纷纷投入了生产洪流；靠着土法炼钢，中国的钢铁产量在一年之内翻番——到1960年时，甚至还真的增加3倍以上。可是1962年，却又跌回比“大跃进”之前还要低的程度。这些土高炉，只是转型中的一面。另有24000个“人民公社”，于1958年中短短不到两个月内成立；公社内的农民，代表着另一面的转型。这些公社，是地地道道十足的“共产”，不但将农民生活所有的内容都全部集体化了，包括家庭生活在内，例如公社一手包办的幼儿园和食堂，解脱了妇女家务和育儿的操劳，反之，却将她们编成队伍送下田去——并以六项基本供应，全面取代农家的劳动所得与金钱收入。这六项供应是：粮食、医药、教育、丧葬、理发和电影。显然，这一套并不灵。不出数月，在众人的消极抵制之下，公社制度中最极端的例子终于被放弃，不过一直要到1960—1961年间，天灾人祸一起造成了大饥荒（正如斯大林推动的集体化行动一般）方才结束。

就一面来说，这种对意志力量的信仰，其实主要来自毛泽东对“人民”的信仰：人民随时愿意接受转变，因此也愿意带着他们的创造力，以及所有固有的智慧与发明能力参与这项伟大的大跃进工程。基本上，这是艺术家浪漫的观点，就是这股浪漫心态，引导他不顾党内其他领导人士提出的疑虑与务实忠告，径自于1956—1957年间，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呼吁旧精英分子出来响应，自由发表他们的看法。毛泽东发起这个运动，是基于一项假定，他以为这些老知识分子，或许已经在革命中（甚或由于他本人的感召），完全改造了。结果，正如其他“感召力量比较欠佳”的同志所担心的一般，这股自由思想的突然奔流，反证明众人对新秩序毫无一致认同的热情。毛泽东心中对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那股不信任心理，于是获得证实；他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不信任，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最高表现程度。10年之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等于完全停摆，原有的知识分子纷纷被送到乡间劳动。[4] 然而毛泽东对农民群众的信任却始终不变，“大跃进”期间，在同样的“百家争鸣”（即发挥各地的本土经验）原则之下，他力促后者找出种种办法解决生产问题。毛泽东在根本上深信，斗争冲突、紧张压力，不但是生命中不可或缺之事，而且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中国重蹈旧社会的覆辙。因为旧社会坚持的和谐不移，正是中国的弱点所在——这一点，其实是毛泽东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出论点支持自己想法的又一章。革命，以及共产主义本身，必须靠不断的一再斗争，方能保持血脉畅通而不阻塞。革命，永远不能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