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6/18页）

然而，一味把企业当成“好的”，政府看作“坏蛋”——根据里根之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本就是问题的本身”——事实上不但对经济无济于事，而且也行不通。即使在里根执政的年代，美国中央政府的支出也高达全国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同一时期的欧共体国家，平均更达四成（UN World Development，1992，p.239）。如此庞大的开销，固然能以“成本效益”观念进行企业化的经营（虽然事实上常常相反），但是它们既不是也不能以“市场”的方式运作——即使一般空唱意识高调者硬要如此。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派的政府在现实需要之下，也不得不插手管理指挥，同时却振振有词，表示自己只不过是在刺激市场的活力罢了。更有甚者，国家在经济事务里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根本不能减少。看看所有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性格最强的政权中，首推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在其执政14年后，英国人的税负反而远比当年工党时期为重便可知晓。

事实上遍观全球，并没有任何一个所谓完全建立在新自由主义之上的经济政策——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有1989年剧变之后的前苏联集团社会主义各国。它们在一些西方“经济天才”的指点下，梦想一夜之间，便变成自由市场，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灾情惨重。反之，执新自由主义政权牛耳的里根时的美国，虽然表面的正式政策是全力看紧国库——预算平衡（balanced budgets）——并遵从弗里德曼的“货币供需政策”（monetarism），但事实上，却是采用凯恩斯派的方法，以花钱为手段，通过惊人的赤字与军备支出，才从1979—1982年的不景气中脱身。同样在货币政策方面，华盛顿非但不曾任由美元依本身的价值及市场的运作决定，反而自1984年后，重新通过外交压力刻意操纵（Kuttner，1991，pp.88—94）。种种事实证明，最坚持自由放任经济制度的国家，在骨子里，却往往是国家主义观念最深刻，也最不信任外面世界的国家。里根治下的美国，及撒切尔夫人的英国，便是其中两个最显著的例子，史家在此，无法不注意其中莫大的矛盾之处。总之，进入9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再度受挫，新自由主义的凯歌也只有悄然中止。尤其在众人愕然发现，当苏联共产主义落幕之后，如今世上活力最足、增长最快的经济，竟然是共产党中国。西方那一批专门在企业管理科系发表高论，写作“管理学新章”的所谓专家学者（企业管理丛书是现今出版最多的宠儿），于是都急忙浏览孔老夫子的教训，或许他老人家对此等成功的企业精神，有何秘密指示也未可知。

危机20年的经济困境，不但格外恼人，而且极具社会颠覆的危险，因为其荣衰起伏，恰好又碰上结构上的大变动。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经济问题，与黄金时期的问题完全不同，乃是当时的特殊产物。那时的生产体系，已经在科技革命下全然改观，而且更进一步，已然以相当程度的“全球化”（或所谓“跨国化”）获得惊人成果。此外，我们在前几章已经有所讨论，黄金时期产生的革命性潮流，对社会文化、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甚至早在70年代就已不容忽视。

以上种种现象，可以从工作场景及失业现象获得最好的了解。工业化过程中一个最普遍的趋势，便是以机器技术替代人工技术，以机器“马力”取代人的体力，结果自然是把人赶出工作场所。它也“正确地”假定，在不断的工业革命下，经济增长规模庞大，必将自动产生足够的新工作，取代不再需要的旧行业——不过像这样一种经济运作，到底要多少人失业，才称得上是有效率，各方对此，却意见不一。黄金时期的发展，显然为这种乐观看法提供了实据。我们在第十章曾经看见，当时工业的增长之猛，甚至在最工业化的国家里，工人的数目和比例也未曾严重下降。然而进入危机20年，工人需求的减缩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即使连扩张程度平和的国家也不例外。1950—1970年，美国长途电话的通话次数增加5倍，接线员人数只减少了12%。可是到了1970—1980年，通话次数增加3倍，接线员却锐减四成（Technology，1986，p.328）。不管是相对地或绝对地，工人人数都在不断减少之中，而且速度极快。这数十年间日益升高的失业不仅是周期现象，而且更属结构性的失业。年头不佳时失去的工作，到了年头变好也不再见找回。而且，它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