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17/18页）

然而，这些却是极为有效的国际社会的权力机构，尤其是富国将政策强加于穷国之身的最佳利器。20世纪即将结束，这些政策的后效如何，对世界的发展将有何种后果，答案依然尚未完全出现。

世界上有两大地区，将对它们的效果进行检验。一个是苏联地区及与它相关的欧亚地带的经济，它们自共产制度解体之后已经衰败。另一个是充满了社会火药库的第三世界。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见，自从5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已成为地球上政局不安定的最大来源。

[1] 1960—1975年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内，15到20岁之间的人口暴增约有2900万之多。但是到1970—1990年间，却只增加了600万人左右。附带说一句，80年代欧洲年轻人的失业率惊人地高，只有实行社会民主制的瑞典和联邦德国例外。欧洲年轻人的失业率相差幅度很大（1982—1988），从英国的20%以上，到西班牙的40%以上，以至挪威的46%（World Economic Survey，1989，pp.15—16）。

[2] 真正的冠军，也就是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高于0.6的，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国家，但是也同样位于美洲。所谓基尼系数，是一种衡量贫富不均程度极为方便的指标，其量表刻度，由代表收入分配均等的0.0开始，一直到极端不平等的1.0为止。洪都拉斯在1967—1985年的系数为0.62，牙买加为0.66（UN Human Development，1990，pp.158—159）。

[3] 某些贫富最为悬殊的国家，往往缺乏相应的比较数据，这些国家，自然也少不了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以及亚洲的土耳其和尼泊尔。

[4] 1972年，14个名列这些富国行列国家的政府年度支出，平均约有48%是用在平价住宅、社会安全福利、社会救济及医疗费用上，1990年时更增加为51%。这14国为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奥地利、比利时、英国、丹麦、芬兰、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依据UN World Development，1992，Table II计算而得）。

[5] 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设立，一直到1974年以前，获奖者显然都不属于主张“自由放任政策”的一派。

[6] 90年代初期，部分国家的输血单位就发现（当然不是英国），某些接受商业来源输血的病人，不幸被带有免疫失调／艾滋病毒（HIV／Aids virus）的血所感染，蒂特马斯这项立论便获得实证。

[7] 80年代，日本最富有的20%人口的总收入，是为最贫穷的20%的4.3倍。这个比例，比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工业国家都低，包括瑞典在内。反观欧共体内工业最发达的8个国家，其贫富收入的比例平均则为6倍，美国更高达8.9倍（Kidron/Segal，1991，pp.36—37）。换个角度来看，即1990年的美国，拥有93名10亿级富豪，欧共体有59位——这还不包括寓居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33人——日本则仅有9名（出处同上）。

[8] 这7国分别是中国、韩国、印度、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Piel，1992，pp.286—289）。

[9] 至于由加勒比海及拉丁美洲移往美国的黑人移民，基本上则与其他移民社区没什么不同，也不似美国本土黑人，如此自外于劳动力市场的门槛。

[10] “对于数百万迈进中年，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的人来说……尤其真切。他们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如果又忽然失去工作，真是无人可以投靠。”

[11] 作者还记得1993年某次国际讨论会上一位保加利亚人的痛苦呐喊：“你们要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已经失去了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我们出口的东西，欧共体又不要。作为联合国的忠实成员国为了配合对波斯尼亚的封锁，我们也不能把东西卖给塞尔维亚。我们无路可走，到底还有何处可去？”

[12] 在世界两大音乐都会之一的纽约，据说90年代初期前往观赏古典音乐的观众，只占城市全部人口1000万中的2万——3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