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第14/16页）

至于政治上的矛盾比较容易厘清。随着大量人口——至少就年轻人及都市居民来说——涌入现代世界，对于过去一手创造殖民后第一代历史的一小撮西化精英阶层而言，他们的垄断地位自然开始遭到挑战。同样受到挑战的，还有当初新国家赖以建立的建国章程、思想意识，以及公共事务言论使用的词汇、语法。因为这一批又一批的都市或都市化的新居民，尽管受过极好的教育，但单就人数众多一点而言，他们毕竟不是旧有的精英阶层。后者来往的对象，是外来的殖民者，或自己留洋归来的同类。多数时候，尤以在南亚为最，前者对后者极为忌恨。总而言之，贫苦大众对西方19世纪追求世俗成功的人生观不表同感，在西方的几个伊斯兰国家，在原有的非宗教领袖与穆斯林民众的新兴力量之间，冲突日显，而且爆炸性愈为严重。从阿尔及利亚到土耳其，凡是实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有关宪政法治的价值观念，尤其是保障妇女权利方面，其捍卫者多属领导该国由殖民政权解放出来的世俗政权，或其一脉相传的继承者（如果至今还存在的话）。因此，政府以军事力量，与民意相抗衡着。

这类冲突发生的地区，并非仅限伊斯兰教国家；与进步观念敌对的人士，也不只是贫苦大众。印度人民党印度教徒的强烈排他性，即获得新兴的企业和中产阶级的支持。80年代，一股意外的种族宗教国家主义潮流，更将原本平静繁荣的佛教国家斯里兰卡，一转而成杀戮战场，其野蛮程度，只有萨尔瓦多可以相比。其争端植因于两个社会转变的因素：一是旧有的社会秩序瓦解，农村产生巨大的自身定位危机；二是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群体（Spencer，1990）。广大的乡村地面，因人潮的出入而改变；现金式交易的经济，使得贫富差距愈深；教育带动的社会流动分布不均，带来了动荡不安；过去虽然划等分级，却至少能使人人各得其所的固有阶级地位，其具体的表征、语言，也日渐消失淡去。凡此种种，都使乡间人们忐忑不安，天天生活在对家园前途未卜的焦虑之中。于是一些具有强调“集体结合”意味的新象征新仪式，开始纷纷出现，其实即使连这种“集体结合”意识的本身，也属于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例如70年代在佛教界突然兴起的会众膜拜活动，取代了过去固有的私人性质的家庭祈祷。此外在学校运动会上，以借来的录音机播放国歌的开幕典礼，也属于这种心理。

凡此种种，都是一个变动中的世界，一个随时可以点燃爆炸的社会的政治百态。而所谓国家政治这个玩意儿，原是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人的发明和认知。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里，根本是前所未有，或至少不曾获准实行的外来之物，于是更使其变幻莫测。至于其他地区，如果向来便有基层群众运动性质的政治传统，或安静的大多数一向默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那么某种程度的社群意识，便多多少少得以延续，如哥伦比亚人，生来都有一丁点儿这类意识，不是自由派便是保守党，这项传统，已经延续了100多年——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读者都该知道这种情形。旧瓶新酒，也许瓶中的内容被他们改变，瓶外的标签则无二致。印度的国大党亦然，印度独立以来半个世纪之间，该党几度分裂、改革，但是一直到90年代，除去少数几次短暂例外，印度大选的得胜者，始终属于那些以该党历史目标及传统为对象的人。同样，共产主义在他处也许宣告解体，可是在印度教派的西孟加拉地区，左派传统根深蒂固，加上良好的政绩，使得共产党在该区几乎等于永远执政。在那里，抵抗英国争取国权的象征及代表，不是甘地，也不是尼赫鲁，却是恐怖分子及武装抗英领袖博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