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第8/15页）

西方世界中上等阶层青年男女的品位，忽然一下子大转弯，改向平民风格涌去。即使在第三世界也有这种趋势，巴西的知识分子即领一时风骚，大力推动原源自平民的“桑巴舞”[3] 。数年之后，则有中产阶级的学生，涌向革命理念的政治及意识形态。两者之间，若有似无，也许有也许没有连带的关系。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有人知道答案，时尚流行却常常有预言作用。自由主义气息重新点燃之下，同性恋亚文化慢慢抬头，对流行时装及艺术风尚起了重大的带头作用，影响所及，在年轻男性中间尤为显著。然而不论是性别取向的改变，或喜好品位的日趋平民化，两者都可看作是年轻一代向父母辈价值观反抗的手段；更精确一点说，这是他们在一个上一代的规则价值已经不再适用的世界里，为自己摸索方向的新语言方式。

新青少年文化中带有的强烈废弃道德意识，一旦化为理性语言，其精神面表达尤为清晰，如1968年5月巴黎的口号：“严禁禁止”（It is forbidden to forbid）；以及作风激烈的美国流行歌手杰里·鲁宾（Jerry Rubin）的名言：“凡是没在牢里蹲过的家伙，都不值得相信。”（Wiener，1984，p.204.）照传统的思想来看，乍听之下，这些好像是属于政治性的宣言，其实不然，他们想要废弃的对象，其实跟法律也没有半点关系。政治法律，都不是他们反抗的目标。年轻一代的口号，不过是个人心声、私人感情欲望的公开流露，正如同1968年5月的另一句口号：“我把我的欲望当真，因为我相信我欲望的真实性。”（Katsiaficas，1987，p.101.）他们的欲望，也许以示威、群体运动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有时也许甚至造成群众暴动的效果。可是这一切表象的核心，却是强烈的主观感受。“我个人的事就是政治的事”，成为新一代女权主义的重要口号，其效果可能也是多年激进运动中持续最久的一环。其中意义，不只限于政治行为是以个人动机成就为满足，更指出政治面的成功标准，系于其对个人的影响。对某些人来说，所谓政治的定义很简单：“凡是让我烦心的事，都可以算作政治。”70年代一本书的书名，便将此中奥秘一语道破：《胖也是女权主义的论题》（Fat is a Feminist Issue，Orbach ，1978）。

1968年5月还有一句口号：“一想到革命，就想要做爱。”这句话要是落在革命前辈列宁耳朵里，甚至连当年因主张滥交而被列宁痛斥的维也纳共产党人菲舍尔听了必定也会大惑不解（Zetkin，1986，pp.28ff）。反之，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一代，即使是那些具有强烈政治观念的激进青年，也一定不能了解布莱希特笔下，早年献身共产国际之士的心情与作为——奔走世界各地传播共产主义，“连做爱时脑子里也想着心事。”（Brecht，1976，II，p.722.）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年轻革命者的心中大事，绝对不在自己能为革命带来什么成就。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他们自己的行为本身，以及其中的感受。做爱与搞革命纠缠不清，难分难解。

因此，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自然相辅相成，是为一体的两面了。而其中最能够打破国家、父母、邻里加诸我们身上的限制、法律、习惯的，莫过于性与毒品。不过性这件事，源远流长，其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由来已久，其实用不着年轻人费心发掘。尽管保守派诗人忧心忡忡地吟道“性交，始于1963”（Larkin，1988，p.167），可是这句话并不表示，在60年代以前性交是什么稀奇事。诗人的真意，在于性交一事的公众性质与意义从此开始发生改变。他举了两个例子为佐证，一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一书的解禁，二是披头士的第一张唱片问世。然而，对于以前一向遭到严禁的事物，反抗的姿态其实不难表明；凡是在过去受到容忍的事物，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地被容忍，例如女子的同性恋关系，就特别需要点出来，如今正有一种反抗的姿态产生。因此同性恋者公开现身，表明态度，便变得特别重要。可是吸毒一事却正相反，除了烟酒是广为社会接受的癖好而外，麻醉药物一向仅限于小团体与次文化中（虽然这次文化的分布，三教九流都有），并没有包容性的法令。毒品的风行，当然不只是一种反抗姿态，因为吸食毒品本身带来的感官刺激便有莫大的吸引力。可是正因为吸毒是非法行为（通常也属于一种社交行为），吸毒，便不但具有高度挑衅叛逆的痛快意味，更使人有高高在上，不把那些严令禁止者看在眼里的满足心理。西方年轻人最盛行吸食的毒品是大麻（marihuana），其实大麻对人体的伤害恐怕还不及烟酒为害之烈，此事更证明其中所涉心理的微妙。60年代，在摇滚歌迷和激进学生汇集的美国海岸，吸食毒品与示威抗议往往似乎是不可分离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