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御强敌（第5/22页）

因此，传统右派的众家对头，虽然在反法西斯的呼声之下组织起来，其支持人数却不曾因此而有所增加。总的来说，反法西斯比较能够动员政治上的少数分子，远胜其对主流多数的影响。而在非主流的少数当中，又以知识分子及关心艺术的人士最具接受其观点的开放心态。因为国家社会主义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及其对既有文明价值观的敌意，文学艺术人士首当其冲，感受最为敏锐（至于另一批受到国家主义暨反民主思潮鼓动而兴起的国际文学流派，则不在此类人士之列，见第六章）。于是纳粹种族主义立即采取行动，造成散布于这些尚存宽容气氛的园地里的犹太及左翼学者大批流亡。纳粹分子敌视知识自由的心态，立刻使得德国各大学几乎三分之一的师资力量遭到被逐的命运。希特勒上台的同时，便是纳粹版“焚书坑儒”的开始：“现代派”文化受到猛烈攻击，凡属犹太人及其他不合纳粹心意的书籍均遭焚烧。令人感到沉痛的是，对于排犹一事，除了某些确属倒行逆施的行为之外——如纳粹集中营，以及剥夺犹太裔德国人的权利，令其离群索居，贬为下等人，等等（根据当时的标准，只要祖父、外祖父中有一位犹太血统便被判为犹太人）——当时一般民众并不以此为意，充其量将其视为一时有限度地脱离常轨罢了。因为说起来，集中营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向来不过是恐吓共产党人的法宝，以及专门用来关押反叛人员的牢狱，老派保守分子对其还颇具好感。而大战爆发之际，各集中营里一共只有8000余名犯人（这一类监狱，后来转变成数十万人，甚或数百万人遭受恐怖酷刑的死亡集中营，则是在战争进行当中才发生的演变），直到战争开始之前，不论纳粹当局对犹太人何等野蛮，何等凶残，其对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似乎也仅限于集体逐出，而非集体屠杀。何况若从政治以外的角度看，当时的德国虽有不甚可称道之处，却是一个国势安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并拥有一个颇受人民爱戴的平民政府。但在貌似正常的表象之下，有心人却可以从当时出版的书籍之中——包括“领袖”本人所著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 ）一书——发现一个事实：在种种挑动种族情绪充满嗜杀口吻的言辞背后，以及达豪（Dachau）、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等地集中营里发生的残酷谋杀里面，还潜藏着一个处心积虑并意图将现有文明完全翻转颠覆的企图。因此，30年代第一批大规模起来反对法西斯的社会人士，即属西方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当时虽只是少数学生，多数却出身“人人敬重”的中产家庭，其本人在将来也将跻入中产阶级之列）。这批人的实际人数虽然少，影响力却极为可观，当然也是因为其中包括新闻界从业人员在内之故。这些新闻工作者频频向西方非法西斯国家保守的读者群及决策人士发出警讯，提醒他们注意纳粹主义背后真正的本质。在这一方面，新闻界人士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至于如何抵制法西斯阵营的兴起，实际的方针在纸面上看来既简洁又合理。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侵略者的行为（国际联盟的存在，就为这个目标提供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运作架构）。对侵略者的狼子野心，绝不可有任何妥协让步，可采用威胁恫吓的手段——必要时采取共同行动，并付诸实施——以吓退或击败侵略者的意图及行动。苏联外长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1876—1952），便自命为这项“集体共同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防御体系的发言人。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妨碍众人合作的最大难处，在于人心不齐。当时（于今犹然），各国就算对侵略者同具疑惧之心；彼此之间，却也有其他现实的利害冲突，以致意见不合行动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