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第10/14页）

Historical Statistics ，II，p.716）。身处90年代的人，回顾当年，最先想到的便是当时评论人士的悲观气氛。优秀的经济学家认为，若任由资本主义自生自灭，便只有萧条停滞一途。早在巴黎和会时，凯恩斯便提出这种看法。现在大恐慌过后，美国更弥漫这种悲观的论调。难道任何经济体制一旦趋于成熟，都得走上这条长期停滞萧条的不归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是另一个对资本主义前途持悲观论调的学派代表。他曾表示：“在任何经济长期衰退之下，甚至连经济学家也会受到时代氛围的感染，跟众人一同沉沦，提出萧条将从此长驻不去的悲观理论。”（Schumpeter，1954，p.1172.）抚今追昔，也许未来当史家回顾1973—1991年的历史之际，也会惊异于70年代和80年代众人的顽固乐观气息，当时的众人，一味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再度陷入不景气的观点。

不过萧条尽管萧条，30年代其实是一个工业科技发明极有成就的十年，塑料的发展应用即为一例。事实上还有一个行业——也就是如今被称为media的娱乐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有突破性进展，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如此。大众广播普及，好莱坞电影工业欣欣向荣，照相凹版印刷的发明使得报纸开始登载图片，更属惊人创举（参见第六章）。大量失业、经济低迷的年代里，灰色的城镇中建起一家又一家如梦中皇宫般的电影院，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因为票价实在太便宜了，而且失业打击最重的老小两辈，别的没有，如今最多的就是时间，他们纷纷以看电影打发时光。社会学家也发现，在不景气的年代，夫妻共同从事休闲活动的比例，也比以前大为提高（Stouffer/Lazarsfeld，pp.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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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实在太严重了，致使社会大众无论是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深信：这个世界一定从根本上出了什么大毛病。有谁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吗？当权主政者显然束手无策，而那些一味相信19世纪传统自由主义老方子的家伙看来也不中用，已经没有人再听信他们了。至于那些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他们再聪明，还能值得我们几分信任？稍早之前，他们还在大吹法螺，声称一个运作得当的自由市场经济，绝不可能发生大萧条了。因为在市场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下，生产如果过量，必定很快就会（根据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人提出的经济法则）进行自行调整。然而言犹在耳，他们自己已经同大伙一道陷身大萧条的乱流。古典经济学说认为，消费需求下降，连带使得实际消费减少，此时利率必将随之以同等比例降低，刚好满足了刺激投资之所需。因此，因消费需求减少而留下来的空缺，正好可以由投资方面的增加而补足。可是到了1933年，经济上的现实情况，实在很难令人继续相信这种理论了。失业率直线上升，自由派经济的旧论却认为，兴建公共工程，并不能真正提高就业率（英国财政部即持此论）。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投资额只有一笔，公共工程的经费不过是私人工程的转移。如果把同样这笔钱花在后者身上，照样可以制造同额的就业。可是，现在这番话似乎说不通了。也有经济学家主张，任由经济自行发展，干涉越少越好。有的政府则直觉以为，除了紧缩通货以求力保金本位制外，上上策就是坚守正统的财政手段，平衡预算，缩减支出。这些做法，显然也无济于事。事实上，萧条持续之下，另有许多学者——包括当时即大力抗辩并在日后40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代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内——都认为传统的放任政策，只会使情况愈加恶化。对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大萧条时期的人来说，当时纯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显然已经名誉扫地，却居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全球不景气中，再度死灰复燃，成为主导的思想，真令人不可思议。这种奇特的健忘现象，正好证实并提醒大家历史的一项重要功能：不论是提出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实务的执行者，两者的记忆都很差，太难令人置信。他们的健忘，也活生生地阐明一桩事实：社会的确需要史学家，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大家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