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的传媒话术（第2/2页）

十二日午后，石庵在汉口三马头碰到两个素识的英国人，问他：“武昌之变，究竟为何等性质？我国领署，皆接有贵督瑞澄（原湖广总督，时已逃亡）照会，谓武昌系土匪勾结营兵肇乱，意在劫夺钱财，与政治绝无关系，不日即可荡平云。”这一问，含意甚深。一则清方首先通知外国，在“话语权”上占了先机；一则革命若被误会为暴动，则根本得不到外国的同情。石庵立即正色回答：“此谰语也。武昌此次实系革命军起义，决无二义。余于内容皆深悉。”石庵批评清方言论为“谰语”没错，说革命军不是暴动而是起义也没错，但说“深悉”革命情状则略有托大。因为前此他不知道革命何时爆发，不知军政府何以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现在他亦未与军政府取得直接联系，何谈“深悉”？外国友人或虑及此，乃向他追问：“既若此，胡三日来皆闭城自固，绝无文明之公布？我欧洲累次革命，皆不若此隐秘。”武昌既被占领，革命军即严密封锁，禁止民众随便出入，此虽出于军事考虑，然无“文明之公布”，终令人有“隐秘”之憾。筹备革命自当“隐秘”，革命发动即当昭告天下，此系常识，石庵自然理会得。可他确实不知道军政府为何“闭城自固，绝无文明之公布”。但石庵不愧为有急智的报人，他眉头都没皱一下，应声曰：“君误矣。武昌日来尚有满人抵抗，战争未熄，故无暇及他。今日全城已告光复，转瞬即将有正式之公告宣布中外。以余所闻，一二日内完全之机关报亦将出现。公等但拭目待之可也。”这一天晚些时候，都督黎元洪确实对外发布了革命成功的公告，但在对话时，石庵并不知道。这算歪打正着。至于说一两天内军政府会办一份“机关报”，则不仅他不知道，连军政府也不知道。外国朋友闻言十分激动，惊叹：“此言信乎？组织乃若斯完全乎？”事已至此，石庵不得不再次确认，说：“至确至确。不出三日，即有报纸出现。此事余必其不误。”

于是，辛亥革命爆发后站在中华民国立场发言的第一份报纸—《大汉报》诞生了。当石庵与外国朋友谈话时已是中午一点钟，而至下午五点钟，《大汉报》将于十五日出版的预告已经贴到汉阳街头。十四日晨，即有民众赴歆生路余庆里（石庵住所，亦报社办公室）询问明日是否真能出报，石庵曰：“然。”民众当即付款预订。来询者络绎不绝，“迨晚愈众，几有破门之势”。当晚，石庵“遂从事编辑”。今语云采编一体化，石庵则采编一人化，自谓“自社文（今曰社论）起至于各种新闻，乃悉出余一人之手，亦可笑也”。依石庵之意，出报主要为了释外人之疑，能卖数千份已不得了，孰料一日之内，竟售出两万份。尤令人开怀的是，读报后专程来报社“称贺”的外国朋友有二百人之多，“入门皆脱帽呼‘恭喜革命’”，乃如过年一般喜庆。盛情如是，石庵不敢辜负读者，思“一人之力万不济”，遂于三日内，邀得报界同人襄助，计主笔一名、经理一名、采访（今曰记者）六名，组成稍称完备的编辑部，方令《大汉报》实现可持续发展。明日，军政府特将《大汉报》社设为“汉口秘密机关”，授权发布官方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