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小说引发的绯色事件（第2/2页）

所述若是事实，郭立山真是禽兽不如。不过，《戴礼女史事略》所记不同：

不久，郭立山因轻信旁人之毁谤和挑拨，竟然弃家潜走，因此有中道仳离之不幸事故。礼遭遗弃后，承姻戚马通伯荐充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后闻郭立山之母在湖南老家病故，礼乃披麻戴孝赴长沙奔丧，不意被郭立山拒之大门之外，万般无奈，只得卸下孝服，对天焚烧，不胜愤惋，携幼女南归蒲田。未几，幼女夭折，伤心穷愁，乃专心致志著书。

从常情论，戴女士被郭先生从浙江带到湖南，再从湖南赶去北京，确实骇人听闻。而若双方皆在北京，郭先生逃回湖南，及至郭母逝世，戴女士赴湘奔丧，郭家闭门不纳，无奈再回北京，则正常多了。只是事实不尽符合常情，真相如何呢？

幸有郭立山的学生胡先骕，撰《京师大学堂师友记》，提到了这事。他回忆大学堂的名师，第一位写到的就是郭立山，谓郭老师是个大胖子，“著名之桐城文家也”，每上大课，总拿肚子顶住讲台一角，娓娓道来，令人印象深刻。只是口才不佳，又操“湘乡土音”（按，立山为湘阴土著，似非湘乡音），虽以苏辙的文章为范文，“而言辞实不能发挥之”，听课学生并不能受益。而批改作文是郭老师的强项，当然，也太过强项了。最恨“矜才使气”的作文—拟于今日，或可以所谓“文化大散文”当之—见则痛加删削，“数百言之文，能存百十字则大幸矣”。近代文学名家，《江左十年目睹记》作者姚锡钧，当时也在班上，“为文极豪放，下笔千言不休”，只是得分从来不过三十，同学“每为之扼腕焉”。胡先骕最后提到老师的婚事，云：“先生继娶女经学家戴礼女士，以细故反目，竟至涉讼公庭，可称怨偶矣。然戴女士仍盛称先生之文，谓彼须数十句始能说明之事，先生十余言即敷陈详尽，自愧勿如云。其敬佩之情，有不能自已者。陈石遗先生在《石遗室诗话》中，为左袒戴女士而丑诋先生，殊不足尽信也。”

显然，胡先骕在京，既见过郭立山，也见过戴礼，而对陈衍版“郭戴婚变”也明确表示不可信，并提供了郭戴闹上法庭的新信息。不过，谁敢定论他人的家事？因为，也有人认为篇首提到的小说，作者就是戴礼。若然，后边这些引文，实在是太幼稚了。虽然，鄙人仍不敢信从小说家言，只为佳偶转作怨偶而叹息。于此特做小清新，非欲恣意描画古人，只是希望人间的“西山偕隐”，能多一对，便多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