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伤第二十四（第4/5页）

“文革”时，在天津查抄物资落实办公室工作的马敬云处理过不少名人的落实事务，其中一位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六姨太。马说：“这个老太太当时七十多岁了，却还惊人的美丽，高高的个头，挺挺的腰身，一对半大解放脚，朴素的衣着，掩盖不住那高雅的大家风范。我始终不明白，严酷的岁月，竟没有给她的脸上写下应有的年轮记忆。”六姨太家抄走的多是四旧的犯禁品，只能作价还钱，实物上交，玉器之外，徐世昌亲笔字画有十余幅，六姨太大着胆子要求发还字画，说是要“留个念想”，人家当场拒绝了。

1966年8月27日，“破四旧”的高潮中，家住北京大学附近的工人陈彦荣和妻子刘万才，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抄家并被绑架到校中毒打。陈彦荣在当天深夜被打死，时年37岁。他的妻子被打得遍体鳞伤。那一天和他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老年女人。陈的尸体被送走烧掉未留骨灰，只通知陈家人付28元火葬费。陈家告债借到这笔钱，陈妻和六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度日。“文革”后，北大附中学支部赔偿陈家2500元钱。拿到钱的时候，陈妻哭道：“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可是我要钱做什么？我要人哪。”

“文革”中，社会上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成了革命政权的耳目和爪牙，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俩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文革”期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批斗“黑帮”，何其芳名列“黑”榜首，俞平伯居其次。每一次批斗大会之后，都要被“游行示众”，在大院里转一圈。照例是何其芳走在最前头，手里拿一面锣，“当当”地敲，众人围观，孩子们投石块，吐口水。为了区分众多“黑帮”的不同身份，他们被要求每人用一块黑布写上白字，缝在衣服上，如“走资派何其芳”、“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等。大家就公推俞平伯来写这些字：“因为他的字最有功力。”

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妻子知道后，流着泪说：“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千家驹后来回忆说：“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吴晗受难后，其弟吴春惨死，其女吴彦自杀身亡。吴彦曾说：“如果有颗手榴弹，我就拿着它冲到姚文元家里炸死他。”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怀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对侄女彭钢谈到骨灰的处理问题，他紧拉着哭成泪人似的彭钢的手，流着眼泪说：“我多么想把骨灰同我的两个弟弟埋在一起。但他们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个反革命呀！我玷污了他们呀！”

安娜晚年拒绝见郭沫若，她谈到自己时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

陈白尘曾说：“惜我未死，不及见写我之文也。”

孙荃对郁达夫始乱终弃的负情始恨终怜。她在富阳以82岁高龄去逝前，很少离开郁家老屋，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