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第十四（第3/4页）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撰写《国史大纲》。他特地提出应把“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作为修撰新通史的必备条件；并昭示国人树立一种信念，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闻一多说：“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内。”

抗战时期，蒋介石曾向侍从室的唐纵说：“在现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胡适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治学方面，更表现在其做人做事上。作为学生和朋友，傅斯年对胡适也有这样的忠告：“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罗振玉挽自己说：毕世寝馈书丛，得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残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

晏阳初说：“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贺麟说：“如果把民族复兴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振兴，则不唯忽略事实，也不明复兴的要旨，事实上，任何民族复兴的关键还是主体精神价值的张扬。”

卢作孚自杀前，留下一纸遗书，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顾颉刚说：“让我盲目崇拜一个人就像让我训斥一个仆人一样困难。”

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吴浊流说，我们的青年，相反地视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弃而不读，其结果产生无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样，风一来就摇动，可左可右可前可后，这样现象从哪一角落来看，都是同样的，因为他们没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发育起来。

张伯苓先生曾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有人说，举目四望，当世已无教育家。

冯友兰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有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一种政治社会组织，才能“名正言顺”……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都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词。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吴清源说：“围棋本身不是一个武的东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围棋跟政治没有关系。”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名闻海内外，他以为中国落后是因为不能“在数字上管理”：“数字管理也可称为经营上的管理。在一些社会中，许多事情不能通过金钱、金融的方式来管理，彼此的关系不能以金钱、资金等数字化概念来描述，这就是不能用数字管理的社会，如中国明末的农业社会。印度农村社会也是如此，不依金钱交易关系，而按照种姓制度，以种姓分工来管理。现今世界上不少地区，将社会习俗与宗教融为一体，实行宗教式的管理，如印度教流行的印度社会，回教的中东和北非社会等，也都属于不能实行数字管理的社会。欲实行数字上的管理必须废除特权、社会隔绝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