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见第十三（第5/6页）

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生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1945年7月，蒋介石派国民参政会议代表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五人访问延安。毛泽东一见傅斯年就以学生身份请傅代他向胡适问好，傅就便和毛作一夜长谈。毛给傅的的印象跟北大时可谓有天壤之别，北大时毛泽东是穷弱书生，旁听者，傅是风头人物，学生领袖。延安的毛泽东有很强的个人权威，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并不民主。毛陪傅斯年漫步礼堂，看到各地领导献来的密密匝匝的锦旗、决心书等，傅情不自禁地说：“堂哉皇哉！”

陈光甫对王世杰说，国民党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张季鸾看重记者的作用，他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他又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张季鸾以国士自许，他对王芸生说：“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

晏阳初说：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领域内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这样，你才有做实验的绝对自由，这是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唯一方法，否则，你就会由于放弃原则而失败。

胡风曾给绿原写信，谈到卢卡契：“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理解，就好办了，其实他说的也只是常识，但他能懂得，而且有决心这样做，这就使我们亚洲小民不胜羡慕之至了。但我担心还是不会在亚洲得到注意的。这不仅是‘思想上的懒汉’问题，还有一个只要剑而不要经的传统嗜好问题，用剑，那是多么用力小而收效大的工作呀！砍了就是。”胡风的命运后来果然比卢卡契悲惨得多。

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请人给自己提意见。在中华全国新闻界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吴冷西点名要张恨水发言，张站起来，马上说：“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

胡风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在单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丢给他一个麦草编的帽圈和一捆麦秆，对他说：“老吃饭不干活，太不像话了，学着编麦瓣儿吧！”胡风不客气地说：“不是我不干活，是你们剥夺了我的劳动权。我的劳动不是编麦辫，是用笔写作，你晓得吗？”他把麦秆放一边，动也不动一下，后来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跟“秀才”们坦言，他四十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在江西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毛泽覃发脾气，甚至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你毛氏宗祠。”

唐德刚认为，胡适论政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他说，胡适对民主政治是只求“形似”而忘其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唐最不满胡适的，是他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满足于对杜威等西方人士的介绍，“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应该与马（克思）、杜（威）两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汉！……胡博士不此之图，而却在马、杜两博士之间，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当，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弃了。”

1962年，杨振宁跟父母在日内瓦见面，当时杨在美国，很少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形。杨父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杨母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