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代步兵军阵的战术特征与发展历程（第16/20页）

戚继光对军阵非实用化趋势的批评

军阵的队列编组、变化，本来是从实战需要发展而来。但在汉代之后，军阵演练逐渐成为一种针对百姓的团体艺术表演，使之逐渐脱离实战。汉代宫廷本来有岁终“大傩”之风，由少年黄门子弟（宦官）表演驱逐疫鬼。在东汉时，这种傩戏和皇室礼送驻京士卒还乡的仪式结合。这可能因为两者都是在岁末之际，且都是一种公共表演性质很强的活动，所以换防士卒会以军阵队列形式参与某些傩戏表演。[104]这体现了军阵操练走向大众娱乐的趋势。到北魏和平三年（462年）年底，“制战陈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105]。其具体过程为，军队分为步兵、骑兵两支，骑兵在北，象征北魏军，步兵在南，象征南朝刘宋军：

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为部队；楯、矟、矛、戟，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陈，凡十余法。跽起前却，莫不应节。陈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噪。各令骑将六人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相拒击，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后踵以为常。[106]

这种表演是为了炫耀朝廷军威，同时在节庆中娱乐大众。为了追求更好的视觉效果，与实战无关的因素都逐渐掺入进来，使之成为单纯追求娱乐视觉效果的大型“团体操表演”。北魏时期战争较频繁，军队接受实战锻炼的机会多，还不至因表演影响军队战斗力。但在承平较久的朝代，军队缺乏实战检验，会把这种花哨无用的阵型表演当成真正的军阵。特别是自宋代以后，传统武术“门派”兴起，将实战对打技艺改造成近似艺术体操的“套路”表演；同时，小说、评书等市井文学兴起，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盛行，将冷兵器战争戏说为个别武艺高超的大将相互对打。军阵也和虚构的神怪传说、五行八卦等非理性因素相结合，使普通民众（包括士大夫和未经实战的将士）远离了真正的战争经验。

在戚继光生活的时代，社会大众对战阵的误解已达到顶峰，京师禁军操练的都是华而不实的队列阵型，以至戚继光不得不自己招募部队，从头训练。他批评京军操练“日久传讹，习学通是虚套，其真正法令、营艺，无一相合，及临阵又出一番法令。如此操至百年，何裨于用？”[107]有人问戚继光：为何官府平时表演的“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不能用于实战？他只能正本清源从头解释：

且如各色器技营阵，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今之阅者，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数。谁曾按图对士，一摺一字考问操法，以至于终也？是此花法胜，而对手功夫渐迷，武艺之病也。就其器技营阵之中，间一花法尚不可用，况异教耶？[108]

戚继光虽有从实战经验教训中总结来的真知灼见，特别是对“花枪”“花阵”的警惕与反感，但他也生活在汪洋大海般的传统文化背景和语境中，难免受到玄学神秘主义，或者披着经典外衣的“伪知识”或思维方式的影响，但他一直注意检讨先入为主、缺乏效验的前人成说。比较他前后两次编写的《纪效新书》，也可以看到这个发展历程。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成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继光35岁时；十四卷本成书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戚继光57岁时。[109]在早期的十八卷本中，戚继光自拟“纪效新书目”（即目录），全部篇章按照“礼、乐、射、御、书、数”六秩的顺序编排。这是用儒家传统的“六艺”来比附，实际内容全无关系。但到晚年的十四卷本目录、凡例中，就抛弃了那种无谓的比附，直接以“束伍”“耳目”“手足”“营阵”“实战”“胆气”“舟师”等给十四卷命名。在早期十八卷本中，记载了戚继光在浙江时训练新兵的一些阵法，其中有类似高分子结构式的“结队法”“结攒法”[110]，就是典型华而不实的“花阵”；《拳经捷要篇》主要是单人武术套路，其中不乏“拳打不知”之类神秘色彩的说法。在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中，则删除了“结队法”“结攒法”阵型和整卷《拳经捷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