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骑兵的马镫战术革命与北方民族政权转型（第5/19页）

从制造工艺的层面看，马镫本身并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它经历了数百年的孕育过程。对于中世纪的西亚、欧洲，马镫是和骑兵冲击战术同步传入的，所以西方史学界未能注意两者间的先后关系，而只有从中国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才能梳理出这一发展脉络。

以上是马鞍、马镫的作用与器型层面变迁的研究。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为什么只有中国汉朝的士兵需要加高马鞍并导致马镫的出现，难道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骑兵就没有这种需要？或者像C. S.古德里奇提出的疑问，就是高马鞍配合矛戟的战术是否真正有效？因为如果这种战术根本无效，我们很难想象，从两汉到三国直到西晋的军人们都愚蠢地保留着非常不便利的高马鞍，好像高马鞍的唯一作用就是呼唤马镫的出现。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探讨中国骑兵在不同时期的军事职能和地位，特别是中国古代骑兵面临的与其他民族文化中的骑兵完全不同的战争目的和环境，以及由此决定的骑兵战术手段，正是这种战术需要导致了鞍具、镫具的出现和变化。

马槊的普及

4世纪初，冲击作战已经成为骑兵最主要的战术，骑兵的武器也从戟进化为马槊。从前引汉代文献和画像石、随葬俑等文物看，两汉时期骑兵的近战冲击武器主要是长戟（孝堂山、孙家村画像石，武威雷台汉墓），到三国时代文献中，骑兵使用长矛的记载已经比较多见。汉魏时习惯将长一丈八尺的长矛称为“矟”或“槊”（皆音朔），[36]其长度约为今天4米左右。故从逻辑上讲，槊本属于矛，但只有较长的矛才能称为槊。槊和戟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取消了前部横向的戈刃，从而专用于刺杀。[37]杨泓先生总结了马矟取代戟的技术原因，认为是戟横向的枝妨碍了穿透效果，造成戟对穿铠甲敌人的杀伤力不如矛槊。他举了《后汉书·董卓传》中的记载：李肃用戟刺董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吕布随之用矛刺杀了董卓，以此证明戟的刺杀效果不如矛槊。[38]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细寻戟、矛、槊三者的区别，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骑兵刺杀武器应当在保证穿透力的同时，还要满足两个因素：

一是避免对骑手形成太强大的反冲力。戟的横刃顶撞到敌军后，显然会增加骑士落马的危险。当然，骑士可以避免用很大的力量抓握兵器，就如林恩·怀特所言，不是将戟紧夹在腋下，而是灵活地抓握在手中，以便随时可以脱手（孝堂山画像石中的汉军骑士似乎也有这种特征）。但这样做的负面作用就是冲击杀伤力降低，特别是对穿铠甲的对手可能起不到足够的杀伤效果。

二是避免兵器的长杆完全贯穿敌军身体而难以拔出。对于高速奔驰的骑士来说，这样也会带来跌落马背的危险，且无异于丧失了自己的兵器。这可以称为武器刺中对手后的“停止作用”[39]。怀特在讨论马镫骑兵的武器时说：

马镫骑兵用长矛冲击时，长矛可能完全戳穿对手的身体，使攻击者难以掌握。如果敌人众多时，这种情况会很危险。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有必要在矛锋后面增加一个横档以方便拔出。为此许多中亚人将马尾毛绑在矛锋之后。其他人则在矛锋后的木杆上钉上一块布，或者燕尾旗的造型……[40]

怀特所言的马尾或者“燕尾旗”，在中国十六国到南北朝时代的马槊上也有体现，时称“眊”和“幡”。518年柔然可汗阿那瑰失势被迫朝拜北魏，魏朝赐其人、马铠甲七套，此外还有“露丝银缠槊二张并白眊，赤漆槊十张并白眊，黑漆槊十张并幡”，此处槊上装的白眊和幡，就类似怀特讨论的马尾和燕尾旗功用。[41]比槊上的眊、幡实用性更强的，则是金属丝的“缠”。前述西晋八王之乱时，关中军队开入洛阳，五千名骑士都手持“铁缠槊”。古代注释家和类书编辑者都没有对马槊的“缠”做出归纳解释。从文献来看，这种“缠”是用金属丝缠裹在槊锋之后的木杆上。南朝梁武帝的第四子长沙王萧晃有武力，他曾“以马槊刺道边枯蘖，上令左右数人引之，银缠皆卷聚，而槊不出。乃令晃复驰马拔之，应手便去”[42]。可见银缠能增加马槊和目标间的摩擦力，这和怀特所论燕尾旗的作用相似。[43]但在实战中，“缠”的作用尚无直接文献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