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匈战争与骑兵冲击战术的肇端（第7/9页）

李广并非不知道冲击战术对匈奴作战的效果。元狩二年（前121年），他带四千骑兵深入匈奴，被左贤王的四万骑兵包围：“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敌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41]但李广只将其作为一种鼓舞士气的举措，仍旧坚持与匈奴人对射的战术，直到全军几乎损失殆尽，杀敌数量也基本持平，所幸博望侯张骞率主力赶到，李广才避免了再次被俘的命运。

李广统帅军队依靠的是他自己的个人魅力，而非严整的军令纪律：

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42]

这种轻松随意的组织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的匈奴人。作为和匈奴相邻的陇西边地居民，李广确实和他们有很多神似之处：骑射驰逐，行留无羁。[43]当卫青、霍去病已经做出表率、几乎所有汉军骑兵都接受了步兵坚忍、血腥的冲锋肉搏战术时，李广仍旧迷恋着他已经艺术化的骑射本领，不甘忍受军事纪律和组织的约束，最终以失利自杀结束了其充满争议的一生。司马迁的《史记》对李广极为推崇，而对卫青、霍去病的战绩记载并不详细，且对二人颇多微词，这因为李广家族和卫、霍家族有仇，而司马迁与李广家族有些渊源。[44]所以司马迁对李广的同情和推崇，几乎遮蔽了卫、霍骑兵战术创新的功劳，以至中国军事史上的这次革命性转型几乎少有人注意，本书借助零星史料和考古材料，也仅能做出部分复原。

在汉匈战争中，一次纯粹骑兵与步兵之间的战役也值得讨论，因为它证明了匈奴人的优势骑兵仍难以对付汉军的正规步兵。这就是李广的孙子李陵出居延塞之战。

天汉二年（前99年）秋，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塞，行军一个月至匈奴腹地，与单于主力数万人发生激战，李陵军且战且退，至距汉塞百余里处兵败，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役是汉匈战争中一个很反常的个案：（一）出击时间是最有利于匈奴人作战的秋季，而非汉军习惯的春夏季节；（二）仅有五千步兵而无骑兵。由于史书记载简略，汉军进行这次战役的动机，今天已无法全面知晓了。但这次战役反映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匈奴骑兵并不善于和汉军步兵正面交锋：李陵五千步兵弓箭手，携带五十万支箭（人均配备一百支），深入匈奴之后遭到单于主力围攻，汉军以辎重大车为掩护，“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逐步后撤。单于始则轻敌，决心将其一举歼灭，先后调集十多万骑兵进行围攻，但一直难以成功。李陵军苦战多日之后，终因箭尽粮绝而溃败，但取得了杀敌万余名的战绩。[45]当时匈奴骑兵只射箭而不会冲锋肉搏，李陵军队又具有极强的纪律性，才形成鏖战多日的局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已普遍采用冲击战术，对步兵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就再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了。

拉铁摩尔从权力结构来观察北方游牧族和中原的差异，他认为松散的政权组织导致游牧族无法管理农业地区，所以对入主中原缺乏兴趣：“从理论上来说，匈奴能够征服中原，并加以统治，但是游牧民族并不具备完成这一任务的行政结构，也不想让他们有限的军队派去进行一系列阵地战，他们更宁愿劫掠中原。”[46]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在汉代，匈奴人的弓箭骑兵尚不足以与中原的主力军队进行决战（尤其是在汉地），更不可能全面占领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