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5/8页）

法令刑罚一天比一天严厉苛刻，群臣们人人感到自身危险，想要叛乱的人很多。二世皇帝又建造了阿房宫，修筑直道、驰道，租税越来越重，兵役和劳役没完没了。因此来自楚地守边的士兵陈胜、吴广等人就起来造反了，起义从山东地区爆发，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各自立为侯王，反叛秦朝，起义军一直打到鸿门才撤退。李斯屡次请求给机会进谏，二世皇帝都没有允许。秦二世反而责问李斯说：“我有个想法，是从韩非子那里听来的，他说：‘唐尧有了天下的时候，殿堂不过三尺高，用来做屋椽的木条，都不加雕刻；用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即使是住旅舍，也没有像尧这样艰苦呀！冬天穿鹿皮袄，夏天穿麻布衣；吃的是粗米饭，蔬菜做羹汤；用陶簋吃饭，用土钵喝水；即使是看门人的生活，也不完全像尧这样艰苦的呀！夏禹开凿龙门山，开通大夏水道，又疏通了很多河流，弯弯曲曲地筑起许多堤防，把积水引导入海。夏禹劳累得大腿上掉了肉，小腿上汗毛都掉光了，手掌足心长满了厚茧，面容黝黑，终于累死在外，安葬在会稽山上。即使是奴隶的劳苦也不会比这更厉害了！’既然这样，那么那些贵有天下的人，难道就是要劳苦自己的身心，身住旅店那样的宿舍，口吃守门人那样的食物，手干奴隶那样的活儿吗？这只是没有出息的人应当尽力去做的事，不是贤明人的任务。那些贤人享有天下的时候，只求全天下都顺从他一个人罢了，这就是之所以贵在有天下呀。称得上贤明的人，必定能够安定天下，治理百姓，如果连自身都不能有利，将怎能治理天下呢？所以我希望能够随心所欲，永久享有天下而又不发生祸患，对此该怎么办呢？”李斯的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群盗吴广等人向西攻占土地，过往之所无法禁止。章邯击败吴广等人的军队以后，使者相继去查办，并责备李斯身居三公的地位，为什么竟让叛乱的盗寇如此猖狂？李斯恐惧，又看重爵位俸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曲意迎合二世的心意，想求得宽容，上书回答说：

贤明的君主，必定是能够全面实行督察责罚统治术的人。一实行督察责罚，那么臣下就不敢不竭尽才能来为君主效命了。这样一来，君主和臣下的名分确定了，上下的职责分明了，没有谁敢不竭力尽责来为他们的君主效命了。因此君主能独自对天下实施专制而不受任何制约，就能享尽人间最大的乐趣了。贤明的君主呀，难道可以不审察这一点吗？

所以申不害曾说过：“拥有天下的人而不能为所欲为，这就叫做把天下当作自身的枷锁。”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不能对臣下督察责罚，反而让自己为天下百姓操劳，就像尧和禹那样，所以才说他是拿天下当作“枷锁”。不能讲求申不害、韩非的高明法术，采取督察责罚的措施，专让天下人来顺从自己，却偏要劳苦身心，为百姓牺牲自己，这就是百姓的奴仆，不是统治天下的人，又有什么可贵呢？让别人为自己效命，那么自己尊贵而别人低贱；让自己为别人效命，那么别人尊贵而自己低贱。所以替别人效命的人低贱，让别人共同为自己效命的人就尊贵，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之所以尊重贤能的人，是因为他们尊贵；而所以蔑视无能的人，是因为他们卑贱。而尧和禹，是让自己效命于天下的人，如果随着世俗去尊重他们，那就失去之所以尊重贤人的用意了啊！可以说是荒谬到极点了。说他们把天下当作“枷锁”，不也很恰当吗？这就是他们不能督察责罚的过失啊！

所以韩非子说：“慈祥的母亲会有败家子，而严厉的主家却没有强悍的奴隶。”为什么呢？是能严加惩罚的必然结果。所以商鞅订立这样的法令，处罚把灰烬倒在道路上的人。丢弃灰烬，是小罪，却要受刑，是重罚。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严厉地督察轻微的罪过。罪轻尚且要重罚，何况有了重罪呢？所以百姓是不敢犯法的。因此韩非子说过“几尺长的绸布，一般人见了就不会放弃它，可是百镒黄金在地，连盗跖也不敢夺取”的话。这并不是一般的人心贪，几尺绸布的利益大，而盗跖的欲望淡薄；也不是因为盗跖那样的行为，是轻视百镒黄金的重利。因为只要一夺取，随手就会受刑，所以盗跖也不敢夺取上百镒的黄金。刑罚如果不坚决执行，那么一般人就不会放弃捞取几尺绸布的小利。因此五丈高的城墙，楼季却不敢轻易攀越；泰山高几百丈，可是跛脚的母羊也能放牧到泰山顶上。楼季视五丈高度为难，难道跛脚的母羊却以几百丈的高度为易吗？因为城墙陡峭而泰山平缓，形势不同。明主圣王之所以能够长久处在尊贵的地位上，长期掌握重大权势，而且独自垄断天下利益的原因，并不是有别的特殊办法，只因能专断独行，精于督责，务必重罚，所以天下人就不敢犯法。如果不实行使天下人不犯法的措施，却仿效慈母败子的办法，就是没有理解圣人的理论了。既然不能实行圣人治理天下的办法，那么除了为天下人所役外还能干什么呢？岂不悲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