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2/2页）

仅仅耗费一代德国人的光景，德国便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和贸易大国。俾斯麦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成了国家一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与80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情形相似。一方面，除工业产量世界首屈一指外，福利国家和民主制度也得以建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亚文化和野心勃勃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则造成德国前途未卜，只能任由百姓的情绪与折腾所拖行。在世纪之交，在世界许多地方，科学的语言都是德语。大多数诺贝尔奖授予了德国学者，其中许多人是犹太人。除不如美国，德国大公司和银行要比大多数竞争对手更有组织效率。德国大学因此成为从土耳其到北美诸多高等教育机构效仿的典范。如果法国印象派能在19世纪主导世界，那么世纪之交的德国艺术运动也可以获得相同的地位。在德国文学史上，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戏剧非常直观地表达了工业社会的矛盾。1914年8月，《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标题为《学者们抗议战争》的信，直接吐露了一种社会普遍持有的观点：“我们一向把德国看作一个主要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引领世界的国家，而且我们现在和以后都要向德国学者学习。”

然而，诚如常言所道，也许德国皇帝的权力过于集中，而且过于闭塞，没能使德意志演变成一个拥有更多政治自由的开放社会。抛开荒唐的借口，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欧洲列强权力手腕玩过头的恶果，而德国不过起了头罢了。这场战争不仅仅成为葬送数百万年轻人与他们梦想的坟墓，也敲响了培养欧洲19世纪天才们的自由主义政体的丧钟。呜呼哀哉，天才沦为互相残杀的野人。战争带来的全部暴力，固然送来了德国妇女解放和民主转型的机会，但也为日后埋下了极权独裁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