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过眼云烟说往事奎垣口述（第5/12页）

奎：反正各种坑坎吧。在开当铺的问题上父亲与祖父就有分歧。后来溥仪不是在长春那儿立了嘛，我父亲总想跳出这环境，说那我找溥仪去吧，说我也不愿意在家里无所作为，这样他就找溥仪去了。除了溥仪他还能找谁去？找溥仪我祖父也是同意的，还是旧思想，皇上嘛，就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就给皇上当站班的，皇上也是专挑那些近人当站班的，放心。在那儿过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就住一小旅馆一间屋子，住了好多年。

定：母亲没跟去？

奎：有时候去呀，没跟去。为什么没跟去呢？原因是跟家里头侍候公婆。

定：嗯，这倒也是原因。

奎：我父亲也不愿我母亲到那儿去，二人都去受那苦，受那罪。我父亲一点儿享受这个那个的都没有，还提心吊胆。除了给皇上站班，上班下班，生活拘谨得很，就指着那俩工资，有时还得由家里补助。

定：他还没像润麒那样被逮走。

奎：逮走的很少，就那几个跟着的武官。那时候也赶巧了，他回北京来了。

定：他从伪满洲国回来也没工作？

奎：没工作。没事在家闲着干嘛呢？就研究胡适，把胡适的书一本一本地全买了。这是一种错觉啊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这些满族大家啊，跟这国民政府都没拉扯没联系。也有的拉扯拉扯就进监狱了。我六叔，在汪精卫时期他做到财政厅厅长，最后就进监狱了嘛。然后出来了就在家里什么工作也没做。

定：您父亲没沾上这个，还挺好。那解放后他有工作吗？

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代表啊，文史馆啊，都没有。有时候就是区政协的联系人开座谈会，后来常去民政局，开会或者政治学习，谈谈话，街道有点事就上街道。经常是这儿做贡献那儿做贡献，结果贡献做完了也就完了。我父亲就是写点东西，而且写啊还不预备挣钱。我父亲写得很多，有的时候交派出所了，有的时候交区政协了，全国政协了。我父亲交的时候说了，我写的这些材料啊，都希望你们最好存档，别登在那个什么文史资料上。所以这一下我们再找他的资料就很难了。我父亲写东西糟糕的是我没瞧见过。后来又是“文革”，只有题目，没内容。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察家三代，祖增崇(中)，父存耆(左)，子奎垣(右)(察世怡提供)

我父亲被扫地出门，连火炉子都被抄走了，就那样，心里坦坦然然，说拿走，这都不是我的。后来发还的时候，我父亲没写一个东西，他说既然拿走就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说没我的。政府发回那一点钱也够吃饭的了，那还都是我的孩子打着我母亲和我爱人的名义把很少的一部分认回来的。

子：“文化大革命”时候给我们轰到对门那院去了，1976年地震的时候后墙倒了，我爷爷的床正好在后墙那儿，我爷爷要起没起来，先把腿砸折了，那时候不是特乱么，没地方去呀，给搁到地坛那院子里头，7月28号砸的，8月9号就去世了。

4.我自己

奎：我父亲就是一个人(指独生子)，我一生下来他就特别地宝贝我，等于是家里最盼望的唯一一个继承的后代。所以我小时候从生下来起，一直到结婚，我就没跟我父母在一起，不是我母亲养活，是我的祖母耿佳氏养活的。一是宝贝孙子，二是我祖母没有儿女，母爱她得发泄啊。祖母对我好，我也真是好得离不开祖母。那会儿外边亲戚朋友有办喜事，唱戏了，我祖母去行人情去了，到晚上就提前回家，就不听戏回家了，为什么呢，说怕我找她。这事传得最远了，可着亲戚朋友没有不说她的，宠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