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第16/28页）

注144 炮局胡同，清朝属镶黄旗，乾隆时此地为炮局，为制造大炮的地方。后炮局废，成为大炮、军械及废炮的储存所。清末又成为监狱。民国后沿称。抗日战争期间，炮局胡同21号成为陆军监狱，戒备森严，在四周围墙中修筑七座碉堡。现在还保留有4座。1949年后，此地曾为劳改局，后为北京市公共交通分局。 “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双胜胡同，后恢复原名。

注145 参见2013年9月凤凰网news.ifeng.com与叶于良先生关于“中国人的日本观”的对话。

注146 关于抗日杀奸团，大陆的百度网站有如下介绍：活跃于华北的著名抗日团体，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杀奸团的最初成员，几乎都是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1940年期间为高潮，1940年下半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一直坚持活动，只是活动方式从暗杀爆破转向了收集情报和动员知识阶层脱离沦陷区等工作。 抗日杀奸团能够长期存在与取得较大成绩，和它的团体组成颇有关系。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古怪，多半是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比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等，他们多直接参与刺杀爆破等行动，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注147 叶于良，祖籍福州，1922年生于北京，祖父考取清朝功名后举家搬到北平，父亲在北平当律师，家境殷实。1938年在志成中学(即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念书时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主要做侦查、刺杀汉奸的工作，1940年被捕。 2013年9月，凤凰网对话91岁的抗日老兵叶于良先生，共同探讨“中国人的日本观”。叶于良说，对日本的仇恨，从小就在心里。现在日本对侵略还不认账，这个仇恨，一辈子也忘不了。

注148 刘永康，原名刘洁，天津南开中学1937年初三毕业，停学一年后转广东中学，加入 “抗团”。1938年6月，“抗团”组织不断扩大，成员已多达一百多人，于是另外组建了一个“小学联”，由刘永康、张世一(原南开女中学生)负责。天津抗团出事后，1940年冬，刘永康逃至北平与李振英会合。他与李振英、冯运修、叶于良、孟庆时五人组成北平行动组。1940年，7月7日，18岁的刘永康参与刺杀伪《新民报》总编吴菊痴；7月18日在辟才胡同，他配合李振英参与制裁北平伪工务局长舒壮怀(打瞎一只眼)；不久，他参与刺杀伪北平教育督办方宗鳌；7月24日，他担当主攻手，在丰盛胡同，两枪击毙伪华北建设总署主任俞大纯。8月被逮捕入狱，在宪兵队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他与李振英、叶于良被判无期徒刑， 1945年日军投降后获释。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刘永康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天津日报》刊载《南开大学破获国民党地下潜伏反动特务组织——“中国青年学生联合救亡挺进会” 》一文，说匪首已被捕获，这个“匪组织”换个说法就是抗日杀奸团。由于它的军统背景，这个已随着抗日胜利自动解散的组织成了刘永康一生的催命符。刘永康被判刑七年，出来时正好“反右”。直到“文革”结束才得到平反。刘永康著有长篇文学体回忆录《囚歌》。参见云科《抗日杀奸团铁血往事：九死一生后成反革命》,《看历史》，2011年8月15日。这里要特别注明的是，在该杂志中，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李远江，但经李远江查询，作者并不是他，而是云科。在此特向李远江先生致谢。